被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口吐芬芳”“問候家人”;

被質疑、被“人肉”、被曝光生活缺點和道德瑕疵;

一瞬間成為花邊新聞的主角，成為被消費的談資……

這些情節幾乎每天都在互聯網場域發生，構成當下網絡暴力的冰山一角。

2020年7月，杭州市民谷女士就被一個充滿惡意的“玩笑”擊中，深受網絡暴力傷害的她決定拿起法律武器和造謠者抗爭到底。

經過半年多的發酵，從行政處罰到刑事自訴再到目前被正式刑事立案，公權力嚴肅介入這起網絡謠言。除了關注案件本身的進展，不少人也在思考，公訴是否真能成為網絡暴力頭頂高懸的利劍?

部分平臺有意放縱炒作

2020年7月的一天，谷女士到小區快遞點取快遞時，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了視頻。郎某隨后與朋友何某“開玩笑”，編造“女子出軌快遞小哥”等聊天內容，發至微信群。隨后謠言經過轉發、加工，在互聯網端不斷發酵。

8月時，谷女士經朋友告知才知道該情況，隨后報警。隨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區分局發布警情通報，稱郎某和何某捏造聊天內容，并截圖發至微信群，造成不良社會影響。依據相應法律規定，警方對二人分別作出行政拘留處罰。

但谷女士認為，這一事件對她造成了嚴重的身心創傷。被公司勸退、被診斷為“抑郁狀態”、男朋友工作也丟了……谷女士說，一系列的打擊之下，讓她覺得“我認認真真、辛辛苦苦地活了28年，最終活成了一個笑話。”

對此，事件的另一方，造謠者郎先生的父親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只是一個玩笑，也就是在小群里發發，沒想到事態會發展到這一地步。

他們低估了這個玩笑的威力。浙江傳媒學院講師蘇倩倩說，在網絡場域，由于彼此之間物理和心理距離的遙遠，人們會對不當言論造成的后果缺乏準確的認知評估。與此同時，話題發酵過程中，會有更多人參與其中，導致對受害者造成疊加傷害。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調查發現，從一個演繹的故事，到自媒體添油加醋的轉載，例如《少婦因寂寞竟勾引快遞小哥?》《這誰的老婆，你的頭已經綠到發光啦!》……話題最終成為標題黨、炒作者的狂歡。

近年來，網絡暴力所引發的輿論關注、甚至社會問題屢見不鮮，例如張海迪遭抹黑事件、姜巖事件、“喬任梁因網絡暴力抑郁自殺”等。演員袁姍姍也曾在一場演講中拋出過一個問題，“有誰一年365天，天天被未曾謀面的陌生人罵?”網絡暴力之泛濫可見一斑。

一些平臺有意放縱這樣的話題炒作。業內人士透露，針對一些罵戰、誹謗，部分平臺根本沒有盡到“通知刪除”的義務。明星、女大學生、空姐等特定標簽人群的八卦，因為關注度高，平臺常常默許、縱容，甚至成為擴大傷害的幫兇。

在中國傳媒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四新看來，網絡暴力變量很多，存在眾多定義。但從形式上來看，具體包括網絡道德審判、非法的人肉搜索、網絡集體辱罵、污蔑和欺凌，以及借助網絡手段線上線下結合的攻擊行為。形式也不局限于語言，還包括音視頻等。

專家認為，誹謗、污蔑、詆毀等行為造成的危害，在互聯網場域，其影響可能被放大，導致很多網絡暴力行為，比現實生活中的語言攻擊產生更大傷害。

網絡誹謗對象轉向普通人

2012年，電影《搜索》上映，講述了都市白領因為公車不讓座的小事，引發蝴蝶效應般的網絡暴力，以致被逼到生活死角的故事。雖然難有全面的數據統計，但隨著互聯網普及度的不斷提高，網絡暴力這一頑疾，困擾著參與其中的很多人。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柳思思在《網絡語言暴力問題研究》一書中指出，目前網絡暴力呈現三大趨勢，包括襲擊對象平民化、人肉搜索推廣化、網絡語言謾罵泛濫化。　　從死角尋找出口，谷女士選擇拿起法律武器。2020年10月26日，谷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余杭區人民法院于12月14日決定立案。

12月事件又有了新進展，根據浙江省人民檢察院官方發布顯示，通過發放檢察建議的方式，屬地公安機關已對造謠當事人郎某、何某兩人以涉嫌誹謗刑事立案偵查。

對此，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師事務所律師孟迅解釋，誹謗罪確屬自訴案件，但有例外，即官方發布里所述之規定，“誹謗罪告訴的才處理，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也就是說，當誹謗行為導致“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或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可以作為公訴案件處理。

檢察機關官方發布里也證實了這一原因：“相關視頻材料進一步在網絡上傳播、發酵，案件情勢發生了變化，郎某、何某的行為不僅損害被害人人格權，而且經網絡社會這個特定社會領域和區域迅速傳播，嚴重擾亂網絡社會公共秩序，給廣大公眾造成不安全感，嚴重危害社會秩序，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應當按公訴程序予以追訴。”

王四新說，這一個案從自訴轉公訴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是不多見的，同時受害者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合法權益也是不多見的。

實際上，不多見背后是維權難的現狀。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薛軍分析，侵權主體難以確定、證據難以固定、賠償難以獲得支持等，都是民事訴訟維權道路上的攔路虎。

“例如侵權主體難以確定，有時難以明確侵害人，需要平臺協助;又如相關事實證據不易固定，網絡上的文字視頻可能會被刪除等等。”薛軍說。

浙江靖霖律師事務所律師呂博雄認為，就算本案谷女士提起刑事自訴，實際上面臨很大的舉證難度。“受害人作為刑事自訴原告要承擔舉證責任，通常受害人自行收集罪證較為困難，受害人一旦舉證不能，就面臨被說服撤訴或被裁定駁回的尷尬。因此本案通過公訴程序處理，客觀上對懲處網絡暴力、維護社會秩序產生了積極作用。”

公權力之劍的意義

有網友稱，“天下苦網絡暴力久矣”，這句話恰恰折射出公權力介入此案的意義。

王四新說，從自訴轉為公訴才更能彰顯個案背后的警示作用，讓那些不太尊重別人，并且習慣性對他人通過網絡進行侮辱誹謗的人，有一顆敬畏之心。

實際上，從技術手段上看，網絡暴力大有改頭換面的趨勢。例如通過AI換臉等技術運用，可能讓謠言、誹謗更加“逼真”，對受害者而言，造成的傷害可能更加無可挽回，維權也需要花費更大的成本。

孟迅說，將嚴重危害社會的網絡誹謗、侮辱行為納入公訴案件范圍，拓寬了網絡暴力維權的路徑。這不僅是對網絡施暴者強有力的威懾，也體現了《民法典》實施后對人格權保護的升級。“不僅是針對個案，而是對未來各種形式的網絡暴力事件都具無形的約束。”

同時，他建議要轉變單一事后救濟方式，進一步強化行政執法和平臺事先審查，過濾顯而易見的違法侵權信息。對于其他侵權信息，可在受害人通知后，由平臺采取相應措施，如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同時合理運用民事法律手段，加強對受害人的權利保護，讓民事賠償責任落到實處。

此外，在技術手段上，杭州等地互聯網法院正在探索、使用司法區塊鏈存證平臺，讓受害者能夠以低成本、高公信力的方式，及時保存證據，為后續維權追責掃除障礙。

蘇倩倩表示，法律手段能體現即時效果，但未來仍需要從公民的自身素質入手，比如普及媒介素養，重視生命教育，提高大家共情的能力。

關鍵詞： 炒作 網絡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