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盧向華教授研究互聯網創新運營、大數據分析、企業信息化多年。在她看來，經過2020年的洗禮和錘煉，中國互聯網企業已然站在了新起點上。“科技到底是效率至上還是以人為本”也成為不容回避的重要課題。

走過2020年的互聯網企業：是做些改變的時候了

2020年的互聯網行業不乏熱點事件。

第一、二個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國全面暴發。當時，國內的互聯網企業反應非常迅速——

阿里支付寶團隊只花了7天就開發了健康碼項目，并快速推廣到了全國。

騰訊會議進行了十幾次大的更新，以支持遠程會議的需求。

百度的AI多人體溫快速檢測，從研發到上線花了一周多的時間。

其他的互聯網企業也都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擴張了在線生鮮、在線醫療等與民生相關的業務，并且集中上線了在線教育、在線辦公等業務，很好地解決了疫情下的民生問題。

基于互聯網企業在疫情期間表現出來的技術能力，以及帶動經濟的能力，上海市政府在去年4月13日發布了《促進在線新經濟發展行動方案》，還啟動了非常吸引人的“五五購物節”。北京也在6月9日發布了《關于加快培育壯大新業態新模式的若干意見》。在此背后是政府看到了“在線新經濟”在帶動新一輪GDP增長上的重要意義，都希望借助數字化、智能化等手段，加速復工復產和經濟回暖，甚至是帶來經濟上新的增長點。上海很多企業，比如Bilibili、小紅書、叮咚買菜、盒馬等，也紛紛迎來了新一撥的快速增長。

然而,隨著疫情壓力的減少，互聯網企業頭頂“光環”的日子似乎很快就到頭了。

去年9月，一篇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的報道，把美團推上了風口浪尖。11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公布的《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彰顯了對平臺經濟領域反壟斷進行常態化監管的決心。12月，《人民日報》就互聯網巨頭企業相繼投入大量資源入局生鮮社區團購發表評論，希望它們在科技創新上有更多擔當、更多追求，而不是只惦記著幾捆白菜的流量。12月24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入駐阿里巴巴調查反壟斷行為的新聞，更是讓人們意識到，互聯網企業接下來一定要做出一些改變了。

互聯網企業忽略了什么

互聯網技術為什么能給社會帶來如此大的變化?其實，拋開種種關于互聯網的包裝，互聯網技術本身其實只有兩個能力——

網絡倍增效應，即網絡連接的節點越多，平臺的價值就越大。這導致了互聯網行業的“贏者通吃”定律。

信息疊加效應，即隨著信息產品復制與傳播的邊際成本逐步遞減，平臺收集和處理信息的成本越來越低，信息疊加所帶來的價值卻越來越大。

以大眾點評網為例。最初，它只是簡單聚合了消費者對餐飲的一些點評。但隨著它聚合起的信息越來越多，它對餐飲行業的理解就越來越透。慢慢地，它就成了餐飲行業的知識集成者。而一旦它成為所在行業的知識集成者，它對相關信息的處理能力、匹配能力、資源調配能力，就會比其他企業強。慢慢地，很多企業就會把它作為一個重要的“代理人”。比如，餐館會請大眾點評網來做推廣，甚至是設計更吸引受眾的配菜和套餐。久而久之，大眾點評網就從最初的網絡信息聚合者，變成了價值鏈的重要整合者，并在重新整合價值的過程中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正是網絡倍增效應加上信息疊加效應，使一些互聯網企業在產業里面建立起足夠強的影響力;加上一些資本的加入之后，它們就可以更快速地跨界合作，拓展業務領域，深入滲透整個產業的方方面面。美團如此，今日頭條、小紅書如此，更不用說阿里、騰訊等互聯網巨頭的成長了。

而除此之外，互聯網行業還可以通過高效的數字化能力，幫助原有的產業進行更有效的上下游協同和創新，盤活原有的傳統產業，帶動經濟增長。根據麻省理工學院布瑞爾諾普森教授的研究，上述滲透過程所能產生的價值，是單獨產業直接產生價值的10倍以上。

遺憾的是，互聯網企業在孜孜不倦地利用技術提升傳統產業效率時，卻沒有對社會的接受能力和配套能力做出有效的評估。現在，如果借助資本的力量，互聯網企業也許只需要兩到三個月，就可以實現突破甚至改變一個舊有的模式;但是，社會方方面面要發展出接受這一系列變化的能力，需要更長的時間。

互聯網行業在2020年經歷的跌宕起伏已然提醒我們：科技創新帶來效率提升當然很好，但以人為本、讓社會對新模式的接受能力和適應速度及時跟上，同樣非常重要。

“不適應”中

埋著解決問題的關鍵

社會怎樣才算接受能力和適應速度跟上了科技創新的步伐?簡單歸納，面對互聯網強大的技術“進攻”，我們的社會已經表現出三個方面的“不適應”或“準備不足”。

第一個“不適應”表現在員工跟不上了，尤其是執行層面的員工。

去年9月，《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一文為何會引發社會方方面面的關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大家對文章提出的問題都有共鳴。

企業的算法里考慮了商家的利益、消費者的利益、投資人的利益和平臺的利益，當然也考慮了員工的經濟利益，但是，員工的幸福和安全基本上被忽略了。于是，員工就跟不上了。

互聯網企業的效率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它的技術基礎之上的，但是，效率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員工的落實和執行。

互聯網行業競爭壓力確實非常大。很多時候，大家一路狂奔，也只能保證自己不落后。為了確保“不落后”，很多互聯網企業都有一套獨特的組織管理制度和企業文化，想方設法提高員工的投入度、激勵他們創新。問題是，適度的激勵確實可以提高員工工作的投入度和創新度，但如果越過某個極限點，效果就會適得其反。

其實不僅是騎手，其他員工何嘗不是困在系統里面。如果投資人和企業能夠調低一點對互聯網行業增長的期望值，稍微放松一點對員工的要求，讓員工有一個可能不是最高效、卻能夠兼顧生活幸福的工作方式，是不是我們的員工就有可能跟上了呢?

第二個“不適應”表現在在位競爭對手跟不上了。

互聯網的兩大核心能力(網絡倍增效應和信息疊加效應)在資本的加持下，使互聯網企業成長和擴張的速度極快。這往往會導致一個結果：在位競爭對手來不及調整，不戰而敗，被迫退出市場。

前段時間，社區團購為什么引來群起而攻之?是因為這次互聯網企業試圖改變的對象不是銀行、物流、汽車制造等多少還有點抗衡能力的“強者”，而是數以百萬計根本沒什么能力來抗衡的生鮮行業勞動崗位。相較于傳統的小商販模式，我們完全可以想象，互聯網通過數據優勢和網絡資源調配能力，很快就可以帶來生鮮供應鏈整體效率的提升，由此對老的模式產生較強的替代效應。但是，這一次的替代跟以往的替代不一樣，它直接替代掉了一大批底層菜販的工作，這就涉及最基本的民生和社會公平問題了。

從更長的時間軸來看，我們很清楚，技術帶來的模式迭代不可避免。菜販的售賣模式或許最終仍然會被更先進的模式替代，但是，我們可以選擇，讓這個過程是溫和而漸進的，是社會、政府、個人和負責任的大企業形成合力，給在位的競爭對手留出一定的響應和調整的時間。在任何時候，社會都不能隨便地整體拋棄部分，單純地去追求所謂的技術上的顛覆式創新。畢竟，生產力的發展要為人的生存服務。

第三個“不適應”是治理和監管沒有跟上。

長期以來，我國對互聯網行業的發展總體保持著包容審慎的態度。一方面，這是出于對新業態的支持與鼓勵;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治理和監管政策的影響力太大，操之過急地推出，也會影響企業有序的創新和競爭，甚至阻礙行業的發展。而且，我國在外賣、電商、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領域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走在前列，也就意味著，風險監管和治理政策并沒有成熟的經驗可供借鑒。但是，到了2020年，互聯網行業高速發展，體量大，市場支配地位強，已經對社會短時間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監管治理體系到了不得不出臺、完善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問題正在努力解決的過程中。比如，針對社區團購問題，國家在去年12月22日發布了“社區團購九不準”的規則。此后，新進入者與在位者之間的競爭必須更好地體現公平性。改變互聯網企業過于追求效率至上的系統規則，合理的外部監管其實是可以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的。

事實上，監管跟不上這個問題并不是只有中國才有。全球各大經濟實體都面臨著類似的問題，也都陸續采取了行動。

早在2018年，歐盟通過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2020年12月15日，歐盟又正式公布了《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草案》。去年10月，在長達16個月的調查之后，美國眾議院發布了一份長達449頁的科技反壟斷調查報告。該報告認為，目前互聯網公司擁有太多權力，必須加以限制，并使其接受適當的監管。這份調查報告在結尾處建議，要對互聯網企業的相似業務進行拆分、要求全市場產品和服務可互通、數據可遷移，等等。

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在控制互聯網企業權力、做到合法公平的同時，發揮互聯網的優勢且不打擊創新，是一個非常大的難題，也是所有立法者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

科技要多做

對社會有價值的事

新事物總是在創新和風險的博弈中發展、成長的。

工業革命時期，一些后發國家在向英國學習工業革命經驗的過程中，就出現過類似的問題。一些后發國家在農業革命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就直接向英國學習工業革命經驗、發展工業化，結果就導致很長一段時間內，農業生產力嚴重不足，糧食短缺，引起了非常普遍的社會矛盾。

同理，互聯網行業的從業者已經看到：科技可以為產業賦能;互聯網行業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未來，一定會成為經濟、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數字化的大勢所趨;但與此同時，技術效率的提升應該與社會發展相適應，我們不能脫離社會接受能力，一味地去追求科技的效率。

那么，2021年以及未來，作為“數字智慧”主要貢獻者的互聯網企業，可以做出哪些改變?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成員，又該怎樣擁抱監管常態化之后的互聯網行業發展?

著名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曾提到過，變遷速度的重要性并不亞于變遷本身的方向;雖然后者往往不由我們的主觀意愿來決定，我們所能忍受的變遷速度卻可以由我們自己來決定。

因此，我的第一個建議是，互聯網行業要適當調低當下對增長的期望，降低技術搬遷的速度。

以工業化的歷史進程為例，工業化的過程中也曾經歷過不斷興起的工人運動、消費者運動、產品質量運動，乃至環保運動。這些運動在一定程度上都降低了工業化進程的速度。這是社會自發矯正資本過于逐利這一傾向的表現。而在此過程中，相關領域的立法和監管(如反不正當競爭、反壟斷、保護知識產權等制度設計)，則起到了長期保護工業化碩果的效果。由此可見，互聯網企業要理性地看待監管。監管的目的是塑造未來更有效的市場經濟。

任何新技術在帶來新能力的同時，也會創造出新的問題。一旦意識到問題，我們就應該想出更好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糾正錯誤、減少無效的競爭。這是技術創新與社會共生共榮過程中一種必然存在的正常現象，也是社會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常來說，在動態發展的過程中，企業業務不可能按照某種理想狀態或速度，持續不變地增長。當效率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總會出現一些因素暫時來“拉低”效率，讓社會能夠更好地跟進;企業可以利用這個階段蓄勢待發，進入下一輪的增長。所以，企業能不能把自己對增長的過高期望調回到一個合理的區間呢?這樣的話，員工也好，用戶也好，競爭對手也好，都能有更多的時間來跟上技術進步的步伐，大家一起更好地共生共榮。

第二個建議是，互聯網企業不要只關心效率，是不是能夠多關心一下自己的社會責任和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呢?

皮克斯公司CEO艾德文·卡特姆曾說過一句話，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他說，我們走得太快太急，而忘記了最初的方向。反觀一些互聯網企業，是否也為了業績而業績，為了流程而流程，為了子目標而忘記總體的大目標?

我相信，任何互聯網企業成立的初衷，一定是希望利用科技的力量來造福人類，為社會創造價值，然而，當我們走得太快太急了，企業就很容易忘記最初的方向，員工迫于業績壓力，為了效率而效率，忘了組織之所以存在的初衷。在互聯網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是不是可以反思一下各種侵略式的打法，不要過于關注短期的效率提升，而是有意識地思考這種打法對社會、對商業公平所帶來的影響，追求長期的人心所向呢?

數字時代，互聯網企業除了追求效率至上，還要形成自己的“數字智慧”。科技除了幫助人類上天入地，還要多做對社會有價值的事。

關鍵詞： 數字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