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癥已經成為了一個嚴重影響身心健康的疾病，存在發病率高、識別率、就診率、治愈率低的現狀。根據最新的流行病學數據，中國大陸的抑郁癥的就診率是8.7%，就診患者藥物治療率是51.5%，也就是說，有90%以上的患者沒有得到有效的診斷和治療，而在就診者中，接受藥物治療的人只有一半，接受規范化治療的更是少之又少。

在業內專家看來，這與公眾對抑郁癥不了解、不重視直接相關。中華醫學會精神醫學分會副主委兼秘書長、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精神病學科主任、教授王小平指出，“這一高三低的出現，很重要的原因是患者不愿貼上精神疾病的標簽。他們甚至認為抑郁是思想上的問題，往往出現自殺等極端行為后才到醫院接受治療。”他說，即便到醫院多數患者也沒去精神科，而是去了其他科室，加上就醫后治療的規范性不夠，這些對抑郁癥治療的整體結局帶來負面影響。

“做好科普至關重要。現在很多非精神科醫生對其了解都不深，何況普通民眾，因此既要對其他科醫生做繼續教育，也要讓患者對抑郁癥有正確的了解、判斷和應對方式，這是提升識別率非常重要的工作。”中華醫學會精神醫學分會常務委員、西安交通大學大第一附屬醫院副院長、教授馬現倉稱，“目前探討有效的治療手段和方法，提高患者的治愈率、減少復發率和增強患者的社會功能是臨床治療的當務之急。”

盡早規范治療提高整體治愈率

抑郁癥是個慢性的疾病，它的治療需要經過急性期、鞏固期、維持期的階段，基本的治療時長平均都在18個月以上。在專家看來，只要做到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尤其是規范治療，目前抑郁癥是可以達到臨床治愈的。抑郁癥首發急性期是最佳治療時機，如果在此期治療方式不恰當，導致在急性期患者的癥狀沒有得到有效的緩解，則會使最終的治愈率下降。

隨著對抑郁癥認識的逐步加深，醫學界對其治療目標從早期僅關注情感癥狀的改善，轉變為全面改善情感、軀體、認知三維癥狀及社會功能恢復。在抑郁癥導致的經濟負擔中，疾病治療成本僅占小部分，但是因為工作能力喪失產生的間接成本占其全部經濟負擔的80%以上，因此功能恢復是評估抑郁癥治療是否成功的關鍵。而判定患者是否治愈的標準也需要結合癥狀和社會功能兩部分。

“臨床治療目標不僅是為消除癥狀，避免復發，還要讓患者恢復社會功能，回歸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王小平指出。抑郁癥的治療是一個綜合性的治療，以藥物治療為主，輔以心理治療和物理治療。

專家介紹，臨床上常用的新型抗抑郁藥主要有三類：一類是SSRI類藥物廣泛應用臨床，側重改善抑郁情緒、情感癥狀;二類是SNRI類藥物，如選擇性5-羥色胺和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既緩解情感癥狀，也改善軀體癥狀;三類是多模式藥物以伏硫西汀為代表，不僅能抑制5-羥色胺轉運體，還能調節5-HT1A、5-HT1B等受體。

社會功能恢復后的社會貢獻值更大

抑郁癥的治療之所以強調社會功能的恢復，原因在于因抑郁癥造成誤工和工作效率低下帶來的損失比疾病本身的治療負擔更大。據估計，全國每年損失494億元人民幣的誤工費、醫療費和其他費用。WHO調研發現，在抑郁癥治療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在恢復健康和工作能力方面得到4美元的回報。

藥品的衛生經濟學價值需要綜合考慮多方指標，比如成本效益、成本效果、成本結局、成本生活質量等，目前醫學方面社會經濟學指標的使用或研究相對不足，難以評價一個藥物的綜合價值。

在王小平看來，創新藥表面看費用偏高，但它恢復患者社會功能并減少自殺率，其綜合獲益可能更高。集采也好，醫保談判也罷，均需用精確指標來權衡，既要降低虛高的藥價，也要保障企業持續創新的積極性，任何醫學干預都應站在患者角度考慮其成本效益;且新藥使用量越大，邊際成本越低，這是良性循環。

“從衛生經濟學角度講，不能僅看醫保前期支付了多少，而要看患者恢復社會功能后能為社會貢獻多少價值。若患者不回歸社會，其社會貢獻基本為0，社會反而要從其他方面為其提供保障。像伏硫西汀這類新藥上市時間短，因未進醫保導致患者需求被抑制，建議相關部門強化綜合評價及優化準入決策讓更多患者獲益，這一點非常重要。”馬現倉分析。

關鍵詞： 抑郁癥 規范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