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畢業，工作15個年頭，張波自我介紹時，往往極其簡單：“我是干航天的。”其他的，他便不再多說。

2006年博士畢業后，張波進入中國航天科工集團三院三十一所從事研究工作，他的科研經歷，恰好覆蓋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以下稱《規劃綱要》)的完整周期。

在《規劃綱要》“重點領域”的第11項，能找到他所從事的研究工作，但只有兩個字：國防。《規劃綱要》確定了載人航天與探月工程等16個重大專項，而他所從事的重大專項，就在那個“等”字中。是的，他的工作“只能做不能說”。

說起中國航天，人們往往更多關注的是火箭發射的那一瞬間，或是嫦娥、神舟、天問、玉兔、祝融等一個個“明星”航天器，但對于這些航天器背后的研制人員和他們所經歷的種種，知之甚少。

“雖然我們承擔的任務隱藏在‘等’字背后，但是我們的精神卻是‘等不得’的精神……一切只因國家需要。”4月25日，在中國航天大會“青聚秦淮”青年科學家論壇上，張波和多位航天青年分享了那部分“能說的”故事。

“緊張到喉嚨都會被牽扯著震動起來”

2020年12月6日5時42分，嫦娥五號上升器成功與軌道器和返回器組合體交會對接，并于6時12分將樣品容器安全轉移至返回器中。這是我國首次實現月球軌道交會對接。

鄭永潔是這次任務的負責人之一。作為航天五院502所嫦娥五號探測器GNC系統副主任設計師，他和團隊為此奮斗了10年。

他至今記得，那一天凌晨2時14分，是他最緊張、最激動的時刻：嫦娥五號上升器與軌返組合體開始“牽手”，這是世界上已知最難的一次空間交會對接，將要開啟人類環月軌道無人自主交會對接的新紀元。

“美國人曾在阿波羅任務中進行過月球軌道的交會對接，不過是由宇航員手控完成的，此次嫦娥五號任務，則是國際首次月球軌道無人交會對接。”鄭永潔說。

在這次任務實施前，他胸有成竹，可就在嫦娥五號轉入自主飛行的那一刻，他卻一下不自信了，身旁的嫦娥五號探測器副總設計師王勇也感嘆，“壓力一下就上來了”。

“做過全物理試驗的，不要怕!”這句話，鄭永潔本是在心里默念，卻不自覺地說了出來。

王勇副總師轉過頭來，沖他笑了笑，一句話也沒說，但笑容很溫暖。

鄭永潔讀懂了他的潛臺詞：“你說得對”。但他知道，現場所有人都跟他一樣緊張，只是又同樣用理性說服自己。

他所說的全物理試驗，是對研制攻關結果的全面考核：在一個世界上最平的氣浮平臺上，經過不計其數的失敗、自我否定、嚴苛的推演、討論，最終，在2015年6月的一天，鄭永潔所在的團隊完成了最后一組試驗數據分析，各項指標均達到預期效果。

“那一天，我們擁抱在一起，喜極而泣!因為我們知道，攻關在這個時候已經有結論了，這個試驗能行，說明上天也就沒什么問題了。”鄭永潔說。

時間回到2020年12月6日的凌晨，時鐘一分一秒地走過，3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來到最后交會對接逼近段。這次月球軌道交會對接的精度要求，即使算上曾經的地球軌道類似任務，也是最高的一次。

在交會的最后階段，鄭永潔看著監視相機里越來越大的上升器，每次噴氣控制引起的姿態晃動，他緊張到喉嚨都會被牽扯著震動起來，“5米、3米、1米、0.8米、0.6米、0.5米，我已經聽不到周圍的聲音，好像進入夢境一樣，平日試驗時總覺得慢吞吞的靠攏過程，一下變得如此迅速，來不及檢查遙測參數，來不及做出任何反應，已經到達對接初始條件”。

當歡呼聲傳過來，鄭永潔才驟然醒來：對接成功了。

這是航天青年執行任務過程中的一個縮影，看似波瀾不驚，卻又驚心動魄。

“為了強大而迸發令人難以想象的驚人戰斗力”

在中國航天科工二院，有一個叫“穹盾”的青年創新團隊，這是我國某高科技領域自主創新裝備發展的領軍者，有200多名成員，一半以上是高工甚至研究員，11名擁有博士學位，169名擁有碩士學位，35歲以下青年占比超過70%。

他們要攻克的技術是當前國際上最前沿的尖端科技之一，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被稱為“不允許失敗的項目”。其系統組成龐大而且復雜，過程環環相扣，摧毀目標的過程，就好比投擲長矛，擊中千里之外一只極高速飛行的云雀，技術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中國航天科工二院二十五所的一名青年設計師周宇旋說，面對性能指標極高、研制周期極短、可借鑒經驗極少的三個極限條件，這支年輕的團隊迸發出令人難以想象的驚人戰斗力：團隊年人均加班超過1200小時。在去年疫情沖擊下，為了確保項目進度，更有103名成員集中住宿，團體隔離開展工作。

最終，這個團隊奇跡般地實現了從原型樣機到工程裝備的飛速跨越，突破了5項關鍵技術，形成70余項知識產權預期成果，研制的裝備達到“國內首創、國際領先水平”，并且培養出一批青年領軍人物。

為什么這么能戰斗?不同的人給出的答案可能有所不同，但有一個原因卻是共性的：那就是為了祖國的強大。

“祖國強大了，我們才更會被尊重。”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一院一部副主任設計師徐倩說。至今，她還記得一段“屈辱”的經歷——

那是10多年前，她在國外留學的時候，一個外國同事給她打電話，語氣非常不客氣地說，“到我辦公室來一下。”

然后，這位同事便用嘲諷的語氣跟徐倩說，看看這篇論文，簡直和維基百科一模一樣。徐倩問，這是啥?同事說這是一個中國學生寫的論文。然后他就開始哈哈大笑，笑聲穿透了整個樓層。

徐倩用“歐美學者抄襲現象并不鮮見，不要以偏概全”與他辯駁，但這些聲音都淹沒在刺耳的笑聲里。

還有一次，這位同事看徐倩拿著移動硬盤，不分青紅皂白就指責道：“你是要用它偷竊我們的研究成果嗎?”

雖然是半開玩笑的語氣，但這種偏見對于自尊心極強的徐倩，傷害極大、侮辱性極強。后來，徐倩用了4年半的時間，通過努力證明了自己。

“我不知道，現在的留學生在國外，受到的待遇如何。但我知道，只有強者才能被尊重。”徐倩說。

她目前擔任長征三號甲系列運載火箭副主任設計師，這是長征系列火箭中的金牌火箭，還有“勞模”火箭、“北斗專列”之稱。她列舉了一組數據——

從1970年4月24日，中國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算起，第一個100發，我們用了37年;第二個100發，我們用了7年零6個月;第三個100發，我們只用了4年零3個月。而第四個100發，預計在2022年完成，距離上一個100發，僅有3年之隔。

“中國航天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新時代的使命，就是從大到強，保障中國在未來空間探索和國際社會上持續的話語權。”徐倩說。

“人活一輩子總要做點事情，哪怕不能對外講”

“提到堅守，我想問問在座的朋友們，你們為了完成一件事，最長曾經堅守過多長時間?1年?5年?還是10年?”周宇旋說，她要講的這個團隊，他們為了自己研制的型號能夠取得成功，整整堅守了幾十年。

2020年11月的一天，在我國某試驗基地，一枚導彈帶著橘色的尾焰從發射筒中直射而出，轉眼間只在天空中留下一條長長的白色曲線。這時，對講機里突然傳來一個激動的聲音：“成了!我們成功了!”在外圍的試驗隊員紛紛跳了起來，激動握手，相互擁抱，一些頭發花白的老前輩們甚至抱成一團，哭得像個小孩子。

這個團隊叫“御天長劍”團隊，他們負責的這個型號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任何資料可以參考，完全要依靠自主研制。據型號的總師們回憶，型號剛開始研制的時候，他們很多人都還是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沒有所謂“巨人的肩膀”可以站立，只能憑借滿腔熱血和對技術的執著，從零開始一點點摸著石頭過河，有時候單是為了解決一個瓶頸問題就要花費一年多的時間。

在周宇旋的講述中，團隊中有人一年300多天堅守在試驗場，有人連續12年在試驗場過元旦，有人放棄了待遇更好的工作機會，選擇與型號共渡難關，有人本可以退休在家安享晚年卻倔強地選擇繼續苦戰……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還在最嚴重的期間，團隊為加快試驗進展，逆向而行，成為了科工集團第一支入駐試驗場的隊伍。

“最讓人心痛的是，有天晚上大家開完會剛剛回到辦公室，就收到了噩耗：型號發動機的主任設計師胡總，突發心臟病去世……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周宇旋說，這個團隊用實際行動詮釋著“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真正含義。

張波所在的研究室，從事的是新型發動機技術研發。這個團隊老一代的領軍人，是已故的劉興洲院士。讓人既喜又悲的是，劉院士的名氣之大，不在于其真正的核心技術，而在于從核心技術上衍生出的“奧運火炬”。

“劉院士的一生默默無聞，為國家國防事業作出的貢獻少有人知曉，卻因研制奧運火炬而廣為人知，被譽為‘火炬院士’。”張波說。

直到今天，張波還能經常接到一些退休10多年的老前輩打來的電話，交流他們退休在家自主開展科研工作的進展。有的老專家腿腳不方便，眼睛看東西也非常吃力，但仍然每天堅持看文獻、寫論著，打電話聊起工作的事情就一下子來了精神，滔滔不絕一講就是一兩個小時。

張波問這些老先生，為什么這么大歲數還堅持工作，他們的回答出奇一致：“人活一輩子總要做點事情，哪怕現在還不能對外講。”

2021年04月27日 12 版

關鍵詞： 航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