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美團小哥救人的消息沖上熱搜。安徽外賣小哥范冬冬在危急時刻跳下10米高橋，成功救出落水輕生女子。

（外賣小哥救人引熱議）

搜索外賣、快遞小哥救人詞條不難發現，相關的救人、救火、救災等信息有數百條。

今年4月份，90后京東小哥闖紅燈救人引發關注；7.20水災期間，多位京東快遞小哥參與救援；前陣子山西暴雨，外賣站點組織二十多名外賣員積極參加抗洪搶險……危難時刻挺身而出十分難能可貴，舍生取義的精神更能打動人心。外賣快遞小哥這些“神奇”的群體值得我們以另一種角度重新審視。

作為新經濟時代的“社會毛細血管”，外賣、快遞小哥們身上傳遞出的正能量也在同樣溫暖著這個人心冷漠的時代。恰如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所言：“個體并不是個人從社會中完全脫離出來，形成超越社會的個性，而是個人在社會的影響下，彼此關聯塑造自身。”

現代社會中的人，不僅是社會意義上的個體，也同樣是商業意義上的個體。作為一個商業社會的觀察者，我不自覺地聯想到，這樣的社會價值傳遞，能否在商業社會中通過一種機制化的安排，使之變得常態化？

從機制保障，到平臺參與社會治理的探索

從外賣騎手、快遞小哥救人、救災等事件的后續發展來看，公司也給出了積極反饋。

據公開新聞報道，外賣平臺取消救人騎手超時懲罰并給予1萬元的現金獎勵，快遞平臺也對闖紅燈救人的小哥給予現金獎勵。對于山西水災期間參與救援的騎手團隊，美團外賣還授予該站點“先鋒騎手站點”稱號，并給予1萬元現金獎勵。

這樣的反饋確實可以起到更多的激勵作用。試想一下，如果平臺不取消超時懲罰、給予見義勇為騎手獎勵的制度性安排，生活的壓力下騎手們見義勇為的行為可能就會更少一些，長此以往，社會的價值觀可能就會扭曲。

（平臺主動獎勵救人快遞小哥）

事實上，對于此類社會公益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平臺規則中存在一種保障機制，這說明一些互聯網企業，其實是愿意通過一些反商業的機制，來鼓勵創造社會價值。

前段時間跟一些外賣小哥閑聊，讓我對平臺企業如何創造社會價值有了新的認知。外賣小哥告訴我，美團外賣有“秋收假”。我覺得這是一件有趣而且很“復古”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70、80年代，一些鄉鎮企業會在秋天農忙時節放十天左右的“秋收假”，這個假期的意義就是為了讓人們趕回家里幫忙秋收。90年代之后，鄉鎮企業沒落，大量農民工進城，“秋收假”成了一部分人的歷史記憶。

互聯網平臺為什么會有這種“反效率”的假期？原因可能在于一些企業不僅僅在思考商業增長，也同樣在反思“社會增長”。

“秋收假”這樣的機制之所以會在2021年重現，背后其實更多的藏著平臺型企業的社會思考：對于農村勞動力空心化等社會問題，一些互聯網平臺企業正在自發地嘗試解決。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它意味著商業社會的思考不再是“唯效率論”。反商業，反效率的常態化機制背后，是對于平臺企業社會價值的深層探索。

從落地上來看，企業實現社會價值主要有兩條路徑：

一：企業收益的再分配。

比如捐款捐物等直接的公益事業投入。這是很多企業都會采用的一種方式，因為執行起來更直接，也更容易實現自身設定的社會價值目標。比如前陣子騰訊推出的共同富裕計劃，本質上就是企業收益的再分配。

二：機制化的社會責任履行，企業犧牲一定的商業效率，形成整體性的社會收益。

“秋收假”就是以機制化落地社會責任的一種方式。調整分配的方式更為直接，可執行度較高，機制化的調整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立竿見影，但換來了更長效的整體社會收益。

無論是對見義勇為行為的機制化保障，還是頗有復古意味的“秋收假”，這些事件背后釋放出一個重要的信號：騰訊、美團、京東為代表的頭部互聯網企業，正在深度思考并實踐參與社會治理以及實現社會價值的方式。

不能忽略的一點是，平臺型企業對社會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舉個例子，今年2月份澳大利亞政府打算通過一個政策，讓谷歌、Facebook 等公司為新聞內容向澳大利亞媒體付費。作為回應，澳大利亞當地的新聞服務被Facebook屏蔽，疫情信息發布等陷入停滯……

另外一個例子是，國內一些用戶體量很大的平臺內容審核越來越嚴，因為平臺自身影響力很大，所以對不良內容的容忍度更低。

兩個例子背后，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商業社會價值觀。

一方面，在生產效率上，新平臺經濟企業達到了頂峰，以至于在商業權利之外獲得了部分公共權力。另一方面，由于覆蓋人群規模龐大，平臺企業的某些機制，寧可犧牲一些商業效率，對社會治理也產生了更深遠的正向影響。

事實上，相比海外的平臺企業，國內頭部的平臺企業，對于自身的影響力更加審慎，也愿意付出成本深度融入社會治理中去。

深層來看，這背后隱約透出的不僅僅是正確的價值觀，也同樣是商業向善的價值內核。把這樣的價值內核置于共同富裕的時代語境下，這可能意味著企業的底層思維正在發生深刻轉變。

頭部企業的社會化增長路線

對于平臺企業來說，承擔社會責任就可能需要更深度的參與到社會治理中。

從騰訊、京東今年的財報來看，社會責任是強調的重點。對于騰訊而言，就是如何落地科技的愿景，對于外賣、快遞平臺，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可能就是如何做好一個兼顧商業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基礎設施。至于這個答案究竟能帶來怎樣的社會影響，短期來看尚不能量化，但至少目前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有益的嘗試。

作為一個商業化的企業機構，外賣、快遞平臺深入社會一線，對社會突發事件的反映夠快也夠直接，依賴這樣的群體是否可以建立一種機制，把這個群體的社會價值更加充分的發揮出來，這可能是需要平臺持續思考的問題。

我們的文明年齡很長，但現代商業文明年齡很短。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僅僅過去了四十多年。短短的四十年中，我們走完了西方三百年的工業化進程，這意味著面對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的商業社會需要學習的還有很多。社會經濟仍然在不斷發展，國內的商業文明，也同樣沿著歷史的軌道快速前進。

從歷史演化的角度來看，國內的商業文明也正在快速經歷融合并行的三個階段：

勞動力資料增長階段；技術生產資料增長階段；資本生產增長階段。

一方面，如此快速地經過三個階段，商業與社會的融合是有些脫節的；另一方面，商業文明的增長是有巨大成本的。

勞動力增長階段的成本，是工農業剪刀差帶來的增長不均衡（貧富差距）；技術增長階段帶來的成本是教育、基礎設施的投入（就業壓力，基礎設施維護成本）；資本生產增長階段帶來的成本則是社會治理難度的增加。

要消化這些成本，政府、企業、社會需要形成合力。

對于商業社會，這意味著企業需要更深度地承擔社會責任。社會責任對于很多企業來說還是一個新的事物，尤其是科技行業，好的一面是我們能夠看到，騰訊、美團等一些頭部的互聯網企業正在為此而努力。

去年11月，中國社科院曾經發布了一份《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在20個行業排名里，互聯網行業社會責任排名倒數第二。互聯網科技行業中只有美團、騰訊等頭部企業有企業社會責任的專欄和報告。

（20位外賣騎手加入搶險救災）

從目前平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機制化探索來看，美團、騰訊、京東等互聯網平臺企業顯然意識到了參與社會治理，承擔社會責任的必要性，并正在通過制度性安排，在關鍵時刻，讓渡商業利益，從而謀求更多社會利益。

事實上，當社會價值落地成為企業內化的制度，這意味共同富裕的時代基調下，商業文明開啟了新的迭代階段：社會化增長階段。

什么是商業文明的社會化增長？其實就是商業增長的底層要素增加了。

勞動力、技術、資本等要素之外，社會責任也成為商業文明可持續發展的底層要素。社會化增長的內涵在于，企業的價值增長不單是利潤的增長、企業估值的增長，也同樣是社會貧富差距的縮小，生活品質提高等社會化價值的增長。

新的階段對于平臺型企業也意味著新的挑戰。

社會化的增長意味著平臺不僅要有發展觀，更需要有治理觀，實現社會價值也不僅意味著只是關注細節，公益也更需要有大局觀。

長期來看，這場商業文明的迭代映射到互聯網行業中，可能也是一場頭部平臺企業的自我迭代：從依靠商業競爭力引領行業發展，到依靠商業文明迭代帶動經濟社會發展。對于互聯網行業來說，它可能會創造一種全新的社會商業形態，并影響商業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

寫在最后：

雖然在現實中沒有“神奇”的外賣小哥，也同樣沒有“無所不能”的快遞員，有的只是與我們一樣在生活的道路上奔波的普通人。但是，群體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舍身跳橋救人的外賣小哥，送貨途中救人的京東快遞員，他們讓社會看到了一個群體的力量。

當這樣一個優秀的群體被恰當的組織起來，便能夠成為推動社會正向發展的巨大能量。

值得期望的是，我們看到外賣小哥、快遞小哥背后的平臺企業都在通過規則、制度，去鼓勵這樣具有高度社會價值的個人行為，在如今的時代語境下，其中隱藏著的不僅是企業自身的道德覺悟，同樣也是平臺企業對于社會責任的理解。

社會價值始終是互聯網行業繞不開的命題，也是整個商業社會繞不開的命題，互聯網社會化增長的種子已經播下，至于未來能夠結出怎樣的果實，不如交給時間去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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