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經年會2022預測與戰略的第二天，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發表演講，主題為“三個分配領域的改革紅利”。

蔡昉認為，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有四個關鍵點：第一，共同富裕是共享發展成果，從過去做大蛋糕到現在分好蛋糕，方向是一致的，但更加強調共享發展成果，前提是做大蛋糕。第二，分好蛋糕是為了做大蛋糕，要以分好蛋糕來支撐做大蛋糕，從而更好地分蛋糕，這也是良性循環的必要條件。第三，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性質不完全一樣，重點也不完全一樣，有各自的定位，因此是互補的。第四，三個分配領域改革紅利的重點在于：一是把改善民生，提高生產率，同時促進社會流動結合起來；二是能夠既從供給側也從需求側給我們帶來改革紅利。

共同富裕要達到什么目標？蔡昉解釋稱，目標很多，但有一個硬目標，就是要保持適度的合理的增長速度區間，按照黨的十九屆九中全會的要求，2025年我們要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2035年進入中等發達國家。

“第一個目標是按照人均GDP超過12000美元，第二個目標是進入高收入國家中間那一組，相當于23000美元。含義是什么呢？意味著今后15年，GDP總量也好，人均GDP也好，要翻一番。因為我們的人口前期會增長，后期是負增長。人口因素可以忽略不計，GDP總量和人均GDP未來可以是一致的，至少15年是這樣，因此翻一番是一個硬目標。”

國際上，一般將基尼系數0.4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一個基準線，基尼系數在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較大，反之表示收入分配趨向平等。“我們基尼系數大概是0.465，設想我們到2025年能夠降到接近0.4，到2035年努力向0.35，至少是顯著低于0.4的水平靠近。”

蔡昉表示基尼系數要降到0.4以下，靠初次分配是做不到的，任何國家都是。發達國家在初次分配后基尼系數都在0.4或0.5以上。而經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的再分配，普遍下降到0.4以下，下降的幅度可以達到35%。因此，再分配是縮小收入差距的終極手段。

再分配的核心是健全一個全覆蓋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過去西方人講從搖籃到墳墓，我們講的是七個有所，從幼有所育，一直到老有所養。七個方面是全周期覆蓋的，含義是一樣的，只是我們要量力而行、盡力而為。

七個有所，學有所教是其中的一個最根本的部分。原因有二：一是教育的發展和公平是阻斷貧困的代際循環、提高社會流動性的關鍵之舉；二是人力資本能有效促進經濟增長。因此，蔡昉呼吁加大力度改善教育，特別是要延長平均受教育年限。

談及第三次分配領域，蔡昉強調企業不是捐多少錢，而是更加廣泛的社會責任。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如何做到科技向善。“關注員工，關注消費者，關注供應商，關注合作伙伴，關注社區，關注社會，關注全球化，關注氣候變化，這些東西如果放到企業家的生產函數中就可以叫做科技向善。”

回歸到中國的現狀，20歲到34歲是最好的生育年齡。但在這個階段，大部分人還在努力攀登收入階梯，沒有達到職業的最高點和收入的最高點。同時也是家務負擔最重的階段，沒有時間生孩子、消費和提高自身，變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在蔡昉看來，對此企業是有責任，而且有能力改善的。在這個基礎上，消除“996”等現象是一個三贏的格局，而企業在其中可以做出足夠多的貢獻。

以下為部分發言實錄，內容來源于財經雜志：

蔡昉：我們知道，最近非常熱門的一個話題是共同富裕。到底怎么看共同富裕的三個分配領域？它是零和博弈，還是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我從自己的一些研究領域得出一個判斷，叫做三個分配領域都可以獲得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

先說幾句開場白，把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和最終目標，也是現實需要結合起來，看一看共同富裕三個分配領域。

其實共同富裕的說法不是最近中央財經委第十次會議第一次提出來，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黨的重要文件中一直在講，包括鄧小平最初啟動改革時的重要講話，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十四大，我們一直都講共同富裕。

現在提出來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是一個重申，但是它有特殊的針對性和當前的緊迫性。

我先講四個點：第一，共同富裕是共享發展成果，從過去做大蛋糕到現在分好蛋糕，并不是完全的轉向。方向是一致的，但更加強調共享發展成果，前提是做大蛋糕。

第二，分好蛋糕是為了做大蛋糕。也就是說，不是在做大蛋糕和分享蛋糕這兩個重點中去選擇，而是以分好蛋糕來支撐做大蛋糕，從而更好地分蛋糕，這也是良性循環的必要條件。

第三，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性質不完全一樣，重點也不完全一樣，有各自的定位，因此是互補的。

第四，我今天不是全面講改革紅利，而是挑出一些重點。重點是什么呢？一是把改善民生，提高生產率，同時促進社會流動結合起來；二是能夠既從供給側也從需求側給我們帶來改革紅利。

三次分配領域的性質和功能，簡單做一個概括。初次分配是最基礎的，因為在初次分配領域，我們配置生產要素、配置資源，決定各種生產要素獲得多少報酬，創造出激勵和效率。因此，當我們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講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因素時，初次分配是最重要、最基礎的。

從再分配角度來看，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和社會福利供給是政府作用的重要方式，當政府有了這個職能是一個硬約束的時候，可以減少政府在一些直接配置資源的領域過多越俎代庖。同時，這是一個生產率分享的必要途徑，也是共同富裕的終極手段。也就是說，沒有這個終極手段，共同富裕可能達不到。

第三次分配，我想強調的是，它不僅僅是一個百分數。現在很多企業覺得我要在第三次分配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家就紛紛拿出錢來，這很重要，特別是我們在這個發展階段上，按GDP的占比來說，我們的捐款、慈善事業確實不夠發達。

但是我想說，第三次分配包括自愿捐助、慈善事業、自愿者行動、社會責任等等，對企業來說，社會責任以人為中心，更加關注員工，更加關注社會，同時兼顧社區，兼顧自己的伙伴、客戶等等，這可能是更重要的。但是，它歸根結底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一種有益的補充。

共同富裕要達到什么目標？目標很多，但有一個硬目標，大家可能忽略了。我們要保持適度的合理的增長速度區間，按照黨的十九屆九中全會的要求，2025年我們要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2035年進入中等發達國家。

第一個目標是按照人均GDP超過12000美元，第二個目標是進入高收入國家中間那一組，相當于23000美元。含義是什么呢？意味著今后15年，GDP總量也好，人均GDP也好，要翻一番。因為我們的人口前期會增長，后期是負增長。人口因素可以忽略不計，GDP總量和人均GDP未來可以是一致的，至少15年是這樣，因此翻一番是一個硬目標。

翻一番是不是能轉化成居民收入？轉化成居民收入是不是能變成合理的分配？還有，必須有效地縮小收入差距，實質性地縮小收入差距。

有效的、實質性的是什么含義呢？就是要把基尼系數降到0.4以下。如果高于0.4，就沒法說這是共同富裕。

目前，我們基尼系數大概是0.465，設想我們到2025年能夠降到接近0.4，到2035年努力向0.35，至少是顯著低于0.4的水平靠近。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利用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各種手段和途徑，形成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形社會結構。更重要的是，建造起一個覆蓋全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也可以叫社會福利體系。

首先，從初次分配開始說，初次分配的關鍵是以人為中心的資源重新配置。我今天講的改革紅利大部分是說，如何通過分好蛋糕來做大蛋糕。做大蛋糕，作為經濟學的定義就是提高生產率。因此，生產率的核心是資源重新配置，并不是我們強調再分配，初次分配領域就沒有事情可做了，其實有大量的空間。

在討論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潛力的時候，一家投資公司做的推算認為，在最糟的情況下，中國GDP15年翻一番的目標可能達不到，相應的也就在2030年實現不了趕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目標。

原因是什么呢？它拿中國和美國的生育率做了比較。第一，中國的生育率顯著低于美國，我們是1.3，美國是1.6-1.7的水平。第二，美國有移民政策，可以從外國引進勞動力，中國沒有這個政策。當然了，我想我們中國也不適合大規模采取這樣的政策。

這個推算相應的結果是什么呢？未來美國的勞動力是增長的，中國的勞動力是負增長的。作為一個生產函數中的重要貢獻成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必然迅速回落，回落到大體上跟美國一樣，也就沒法在2030年左右超過美國。

其實這個觀點有一個重要的缺陷，它認為勞動力的供給來自于勞動人口。按照這個來說，我們從2010年以后勞動年齡人口就是負增長，當然勞動力是負增長。但是，對于我們這個發展階段的國家來說，勞動力從農產業低生產率的就業中，轉向非農產業更高生產率的就業中，這是主要的來源。

比較一下，美國農業勞動力比重是1%，中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是23.4%，一個百分點對中國來說是800多萬勞動力。我做了這張圖，橫坐標的起點是中國，中國人均GDP一萬美元，之后的國家和地區，都是人均GDP在一萬美元之上的，一直到最高水平。

這就是我們未來要走的路徑。藍色的線表示城市化率，意味著我們今后城市化率仍然要實質性地提高。橙色的線是農業勞動力的比重，意味著我們未來農業勞動力比重要持續下降。

我們現在有兩種情形。第一，假設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在未來五年或者更長時間內，能夠實質性下降10個百分點，就可以增加8000多萬勞動力。這意味著非農產業勞動力可以實現每年2.7的增長率，就不是負的，而是一個顯著的正增長。它會改善勞動力供給，改善人力資本的需要，資源重新配置，提高生產率，使我們投資回報率的下降速度更加緩慢，支撐中國的潛在增長率。這是供給側的趨勢，它改善我們的生產函數。

第二，從需求側來看，未來城市化率要顯著提高。目前我們的城市化率水平不僅低于高收入國家，也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我們的發展階段是中等偏上中的偏上，因此我們必須繼續提高城鎮化率。

我們先不設想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多少，而是設想目前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是63.9%，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5.4%，兩者18.5個百分點的差距把它填平了，也只是讓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水平。已經在城里但沒有戶口的，讓這18.5個百分點的人口得到城市戶口，就可以增加2.6億城市戶籍人口。

這有什么意義呢？他在城里，過去沒有戶口，現在得到戶口了，其實很有意義。OECD的專家們做了一個模擬，中國社科院也做了類似的模擬，得出的結論基本上一致。已經在城市的農民工，當得到了城市戶口，即使工資沒有上漲，其他的改善沒發生，僅僅因為解除了后顧之憂，消費可以提高30%。

另一個結論是，這種預期會加速人們向城鎮的轉移，從農村轉到城市，還沒得戶口之前，僅僅因為轉移消費也可以提高30%。因此，從需求側城鎮化給中國經濟帶來更好的支撐。這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城鎮化更加規范，也就意味著就業更加正規化。目前我們就業還有不正規的趨勢，城鎮就業分成不同的形態，其中沒有被登記在內的，臨時雇傭、不簽定勞動合同的人，加上個體就業，不規范的程度比較重。意味著工資沒有保障，就業不夠穩定，社會保障不夠健全，會影響他們的收入、社會流動和消費。這部分加起來占30%，其他部分也存在著不規范的地方。因此，改善這種狀況是提高社會流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舉措。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了一個2020年全球社會流動報告，給每一個國家打一個社會流動性的分值，在中國的分值中又有分項，分項得分有三項是低于平均分的，其中一個就是低報酬人口占比太高，這和我們的就業不夠正規、不夠穩定、工資不夠高相關，改善了這種狀況以后，可以取得更加常規的城鎮化。

再分配的核心是健全一個全覆蓋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可能有人不習慣聽建立一個福利國家，其實它的含義差不多。過去西方人講從搖籃到墳墓，我們講的是七個有所，從幼有所育，一直到老有所養。七個方面是全周期覆蓋的，含義是一樣的，只是我們要量力而行、盡力而為。

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再分配是縮小收入差距的終極手段。也就是說基尼系數降到0.4以下，靠初次分配是做不到的。OECD發達國家基尼系數在初次分配之后都在0.4，甚至0.5以上，經過了稅收和轉移支付的再分配以后，普遍降到了0.4以下，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是如此，除了美國略高于0.4。通過再分配，基尼系數下降的幅度可以高達30%。

國家實行再分配擴大社會支出，也具有降低收入差距的效果。在OECD國家里面可以看到，OECD和想要參加OECD的國家，明顯的關系是社會支出水平占GDP的比例越高，基尼系數越低。也意味著，再分配是降低收入差距的一個終極的手段。

七個有所，學有所教是其中的一個最根本的部分。因為教育的發展、教育的公平歸根結底是阻斷貧困的代際循環，提高社會流動性的一個關鍵之舉。

經濟學家做增長模型，通常會把一些變量放進去解釋經濟增長的成效，就是什么正面影響經濟增長。他們會把人力資本放進去，認為這是一個很有效的促進經濟增長的變量。每一個勞動年齡人口經過多少年的受教育時間，無論差異有多大，幾乎所有研究最終得出來結論，它一定是積極正面地影響經濟增長。因此說，延長受教育年限是我們未來的一個重要的方向。

為什么我會提到這一點？因為目前有一些人認為年輕人負擔太重，個人也沒有時間生孩子，不能及時就業，所以主張縮短受教育年限，減少在學時間，我覺得這是一個錯誤的做法。因為我們曾經教育得到迅速發展，有普九和高校擴招，也是我們一段時間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隨著勞動就業人口的負增長，人口減速非常快，改善人力資本的速度明顯放慢。

大家可以看這個圖，我們新成長勞動力增速已經非常慢，目前是負的。相應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速也在減慢，出現了負的趨勢。作為一個結果，我們總的新成長的人力資本總量，即新人畢業了以后，就業的人乘以受教育年限，這個總量是下降的。雖然不是負值，但它是負增長，這也是影響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個因素。因此，在這個時候需要額外加大力度改善教育水平。

因為這個事太重要，我再多說幾句，講一點國際教訓。日本最新的情況很難說，但一段時間里，大家都在討論，日本為什么在1990年之后經歷過一個失去的10年，又經歷了失去的20年，現在說失去的30年。

后來20年怎么失去的不知道，失去的30年有各種爭論。對于第一個失去的10年，大家說和泡沫破滅、老齡化有關系。其實還有一種解釋，就是日本在人力資本培養上犯了錯誤。它曾經在50年代、60年代大規模發展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那時候主要是普及中等教育。隨后開始了擴大高校的發展，采取了擴招的政策。

擴招以后出現跟中國有點類似的情況：第一，高等教育質量有所下降；第二，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因此文部省遭到了很多批評，結果他們從諫如流接受了這個批評，就有意識的放慢了高等教育的發展。

結果到了80年代后期，日本的教育水平的提高跟美國差距的縮小明顯又擴大了，過去的趕超減速了，跟美國的教育水平差距進一步擴大。日本在90年代達到了最接近美國的人均GDP水平之后，就不再增長了，差距越來越大。這是一個重要的錯誤，后來它是不是改善了呢？有待研究。

除此之外，美國也經歷過這樣的教訓。制造業在美國還很重要的時候，制造業工人是一個很好的職業，叫做中產階級。當時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中學畢業就可以充當制造業的熟練、半熟練勞動力。因此他們有一個口號，叫做從中學到中產，很多人不再念大學了。

有相當多的普通家庭連中學都不想上，甚至不上高中和大學，導致了美國教育的兩極化。從而導致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化，收入分化、社會分裂和政治分裂，這也是美國的教訓。因此，我們必須吸取這些教訓，繼續延長我們的教育年限。

第三次分配領域，我想強調的，不是捐多少錢，而是強調更加廣泛的企業社會責任。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如何做到科技向善。科技向利很容易，每個企業家都是科技向利的。我們過去30多年的一個基本規范，就是企業是對所有者和股東負責，對他們的利益最大化負責，因此實際經營中利潤最大化。

從企業的創新能力來說，熊彼特講的創新是新技術、新材料、新方法、新組織、新市場。在這個基礎上，現在的企業創新已經無所不能，加上科技革命帶來無所不能。比如金融衍生工具，看劉易斯寫的《大空頭》，有人認為美國次貸市場會崩潰，就去找金融公司設計一種產品，做空這種次貸衍生市場，結果他從金融危機中賺到了錢。也就是說，金融工具本身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創新，無所不能。

從人工智能到互聯網平臺，到最近出現的元宇宙，到非同質化代幣，即所謂的NFT，這些都是無所不能，既能創新又能應用。但是，所有的這些技術創新的導向，都還是利潤最大化，股東利益最大化，沒有變成所謂的科技向善。

關注員工，關注消費者，關注供應商，關注合作伙伴，關注社區，關注社會，關注全球化，關注氣候變化，這些東西如果放到企業家的生產函數中就可以叫做科技向善。沒有這一點，叫皮克蒂的不等式。有了這一點，就體現出了所謂的蜘蛛俠信條，能力越強責任越大，實際上都能夠做到，這一點可能比捐一些錢更重要。

回歸到中國的現狀。我舉個例子，大家看這個圖，橫坐標是15歲到59歲，這是勞動就業的最好年齡。其實在人口學中，這也是生育年齡，其中陰影的部分是20歲到34歲，是旺盛生育年齡，是生孩子最好的時候。但在這個時間，勞動力市場上是勞動收入處在上升的曲線中，意味著在最好的生育年齡，大部分時間還在努力攀登收入階梯，沒有達到職業的最高點和收入的最高點。

在同一個階段，也就是說在20歲到34歲，也是家務負擔最重的，逐漸攀升的階段。因此，人們的收入預算、時間預算都不利于改善人力資本在就業中獲得更高的職業地位，也沒有時間生孩子，沒有時間消費，沒有時間提高自身，這些都變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在這里面，企業是有責任的，而且是有能力改善的。2018年，國家統計局做了一個時間分配調查，全體城鄉居民平均下來，每天有大概有300多分鐘要花在有報酬的勞動中，也有100多分鐘花在沒有報酬的時間中，兩者之比約是1：0.5。

也就是說，有超過1/3的時間是花在無報酬勞動。而無報酬勞動從宏觀上說不創造GDP，從微觀上說，就是你的家務勞動、照料活動等等。這些轉化成社會化可以帶來GDP的增長，也把人們大量的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可以提高三育時間——生育、養育、教育孩子的時間，可以提高人力資本，可以用來購物、旅游，刺激消費，有利于提高人們的幸福感，也可以提高社會的總福利。在這個基礎上，消除“996”等現象是一個三贏的格局，而企業在其中可以做出足夠多的貢獻。

以上是舉的一個例子。因為我在全國人大是參加農委的工作，在調研中看到了一個現象，也是企業科技向善應該做的事。我們知道豬循環，豬肉價格在所有的物價指數中是波動最大的，在食品價格中也是波動最大的。如果價格跌了，大家不養母豬了，豬的供給就明顯降下去，即使價格提升，一下子也供應不上，因此它的價格永遠波動的更厲害一些。

這在經濟學中叫做豬循環，也叫蛛網理論。這種情況下，好像市場就是這么波動，就是這么發散，有沒有辦法？過去很多國家嘗試利用氣候市場解決豬循環的問題，但我個人認為，我們現在的制度設計，各種市場工具，其實完全可以在更有效率的情況下解決這個問題，只是因為它不夠盈利，不夠符合原來的利潤導向，大家沒有去做。

如果改善了激勵，能夠實現企業、政府和社會、消費者合作，把所有的因素納入到自己的生產函數中，這個問題應該可以得到解決，當然只是我的一種設想。

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鈦媒體App編輯武楓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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