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創新，要么滅亡”這是約翰·軒尼詩（John Hennessy）的口頭禪。

關注科技的人不會陌生這個名字。約翰·軒尼詩，Google母公司Alphabet董事會主席，曾執掌斯坦福大學16年，同時是微處理器技術專家、2017年圖靈獎得主、雅虎和谷歌的早期投資人。世界上第一個網絡瀏覽器發明者馬克·安德森稱他為“硅谷教父”。

1977年，約翰·軒尼詩離開紐約搬到硅谷的時候，惠普、英特爾才剛剛踏入微型電腦及處理器的研究領域，蘋果也還只是一家普通的初創公司。

四十多年過去，約翰·軒尼詩經歷了硅谷浪潮的巨變，并且兩次站上潮頭，先后創辦了MIPS和Atheros兩家公司，并都成功上市。商業之外，他還憑借在RISC處理器上的貢獻獲得了圖靈獎。2018年起，約翰·軒尼詩被任命為Google母公司董事會主席。

因此，當我們面對舊秩序逐漸失效，新秩序慢慢建立的時候，成功捕捉過時代變化的約翰·軒尼詩，他的世界觀、研究方法以及對創新的看法，他對硅谷模式的剖析，對趨勢的預判，也許能給我們帶來不一樣的啟示。

12月10日，在鈦媒體集團聯合大興區產促中心、國家新媒體產業基地共同主辦的 2021 T-EDGE 全球創新大會上，鈦媒體創始人&CEO 趙何娟的「何謂直播間」獨家連線了約翰·軒尼詩先生，談了談硅谷模式、創新轉化、元宇宙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

在被問到如何將實驗室內的科研轉變為商用產品時，這位橫跨商業和研究兩端的“硅谷教父”旗幟鮮明地告訴我們，“不能指望單靠發表學術成果就能夠讓整個行業去使用你的技術。發明者必須參與技術轉化的過程，人才是技術轉化的重點。”同時，他對資本作用在創新和基礎研究上的影響表達了樂觀態度。“資本是用來促進創新發展的工具。”

但在面對當下火熱的元宇宙時，他則謹慎地表示，“我們還在努力弄清楚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這些技術的作用并找出有效使用這些技術的方法的階段。目前來說，它們主要運用在游戲和娛樂上。游戲很好，娛樂也很重要，但不會改變世界。我想的是，我們要如何利用這些技術，幫助改善世界各地的醫療，如何給人們更好的生活。我也想知道什么樣的技術能夠幫助解決氣候變化。這些是我想看到的技術創新和進步。”

對話中，他還描述了期待中的下一波創新浪潮，“AI浪潮將繼續下去，將改變我們做事的方式，將改變我們構建計算機系統、云系統的方式、改變我們構建數據中心的方式。我想，有一天我們將擁有一種機器學習機制，可以用來預測下一場疫情的爆發，這意味著我們就能夠避免很多沒有必要的犧牲和經濟損失。”

以下是趙何娟與約翰·軒尼詩在【何謂對話】欄目的對談實錄，經鈦媒體編輯：

趙何娟：你好軒尼詩博士，我是鈦媒體TMTPost的創始人何娟，很榮幸能邀請您參加由TMTPost主辦的T-EDGE大會。我也很高興能有機會在我的英文對話欄目“何謂直播”與您進行訪談，尤其是在2021年至2022年之間，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歷史時期。 鈦媒體TMTPost一直致力于促進中國與世界的科技創新交流。我想的第一個問題是您熟悉的領域，關于硅谷。你見證了硅谷的發展，見證了如谷歌、臉書、蘋果、亞馬遜等眾多科技巨頭的誕生和崛起。硅谷最擅長的就是從0到1的創新，而中國更擅長從1到N的創新發展。您如何看待這種區別？硅谷的0-1的創新土壤是怎么形成的?

約翰·軒尼詩：我認為您做的對比是正確的。中國在制造技術和高科技制造方面的發展尤為突出。中國在這方面的發展很顯著，在制造方面不僅極大提高了效率，同時也提高了質量。中國對供應鏈的管理非常好。現在我們看到全世界都在擔心供應鏈問題，但我知道中國的問題就不大。至于說美國，我認為您說得對，美國擅長創造全新的東西。如果是軟件的話，那么是很容易復制的，但如果涉及硬件，則很難復制，因為它涉及制造層面。所以我認為這兩種模式可以相互學習，從而更好地理解如何像中國那樣進行創新，或者如何真正有效地擴大生產規模，這也是美國在軟件以外的行業有所掙扎的地方。最讓我驚訝的是中國的創業精神和科技思維。我們能看到中國在過去 20 年里確實發生了巨大變化，這非常了不起。

趙何娟：謝謝與我們分享您的見解。目前，相比硅谷早些時候誕生了谷歌蘋果亞馬遜等科技公司的時代，硅谷模式有哪些進化，未來又可能會遇到哪些挑戰？

約翰·軒尼詩：目前的一大變化是公司的規模和相應所需的融資。它們所在的市場可能一開始不能讓它們賺很多錢，因此需要消耗更多的資本。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谷歌，這家公司在上市前獲得了大約 2000 萬美元的融資，在獲得第一筆風險投資時已經實現盈利。優步是最近的一個例子，這個公司在拿到250 億美元融資的時候才實現盈利。因此，市場上的資本變得越發充足和更容易獲取，公司的規模和發展速度也因此發生了變化。當然，現在的資本市場是有良好的基礎設施支撐著的，而在 Apple、Google 和 Amazon 創立之初，這種基礎設施尚不存在。我現在也看到更多公司開始轉向商業模式創新，而不是技術創新。當然，亞馬遜主要是做商業模式創新，雖然亞馬遜也做了很多技術創新，但亞馬遜的發家本質還是電商模式的創新，而蘋果和谷歌都是技術型公司。現在我們有很多圍繞商業模式的創新。

我要說的第三件事是，每一個新想法都能孕育五、六家公司，很多公司都爭先恐后地涌入同一個新領域，這也意味著很多事情會決定哪些公司成功，例如他們有多少資金、管理團隊有多好，除了有最初的創意之外，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這就是真正的變化。我認為隨著這些公司的出現，肯定會遇到新的挑戰。隨著時間的推移，風險投資模式發生了變化。當我在 40 年前創辦第一家公司時，大約三分之一從斯坦福出來的公司在某種程度上都取得了成功，而今天成功率可能只有不到 10%。有成功的案例，但也有很多失敗，這就是過去 40 年來風險投資市場運作方式的真正變化。

趙何娟：的確，現在想要創業成功變得更難了。接下來我想問的問題與領導力有關。之前您說擔任校長期間，觀察發現無論是在政府、學界還是業界，其有強大的領導能力的人并沒有多少，因此我們正在做出各種努力來培養“下一代領導人”。請問，如何理解領導力，如何培養“下一代領導人”？

約翰·軒尼詩：確實，在我卸任斯坦福大學校長之后，我對我們所擁有的領導力質量感到非常沮喪，正如您說的，無論是在在學術、商業和政府里都先有好的領導力。因此我決定在斯坦福建立一個項目，幫助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培養他們的領導力，不僅是學術專業技能，還有真正的領導能力。我們發現領導力確實是一種需要通過實踐習得的能力，而不是說坐在教室里看課本就能學會的。你必須行動起來去實現你的想法，并要會善用技巧。因此我們開發了一套領導力特征模型，用以挑選學生中、明確教學目的和教學內容。我們的課程包括表達想法和概念、處理難題、在有未知數的情況下進行決策、決策的道德準則等，這些都是我們嘗試教給學生的內容。當他們進入社會并面臨現實的挑戰時，他們不僅能夠生存下來，而且還能夠真正茁壯成長，并真正帶領他們所在的公司或者組織走上新的高度。

趙何娟：因為時間的關系，我接下來想問問有關基礎研究的問題，我覺得也是和創業和領導力有關的。從學術研究到創業、大公司經營，您都有豐富的經驗，與大學研究截然不同的是，你認為企業們需要怎樣的研究環境？資本和技術創新有相違背的地方嗎？

約翰·軒尼詩：大學和公司都需要長期關注創新，去創造新事物。很多很厲害的公司也會被自己的現有業務困住，無法打破常規，最終它們成功的原因反而阻礙了它們進一步發展，最后被新產品和新方向所淘汰。大學也必須不斷改變。如果今天系里開始招人，但卻用我那個年代的標準去招聘人才的話，那我們明顯犯了一個錯誤。我們必須雇用能夠帶來新方向的人，努力朝著新的方向前進。因此，創新對大學和公司都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需要保持創新，去思考如何能夠保持成長的狀態。這些對公司來說都是一個挑戰，因為當公司取得成功之后，公司會很自然地將更多資金投入到已經成功的事物中，而不是去進行長遠投資，這也是管理團隊和董事會需要認真思考的地方。

趙何娟：在中國，很多人會覺得資本對創新和基礎研究的影響不好，因為大多數人只是想賺快錢。

約翰·軒尼詩：在斯坦福，經常會有年輕的學生來跟我說：“我想成為一名企業家”。然后我就說：“好吧，告訴我你的創意，你的新技術，你發明了什么”。他們就會回答道：“好吧，我還沒有創意，但我就是想成為一名企業家”。我會告訴我的學生，偉大的企業家、偉大的公司都是圍繞創新出現的。資本是用來促進創新發展的工具。如果你去研究下硅谷的歷史，會發現很多初創公司是從大學中走出來的，有些是從其他公司出來的。但是，大學孕育了很多有趣的公司，它們重新定義了整個市場，例如說互聯網和萬維網、做搜索引擎的谷歌、做個人電腦的蘋果等。這些創新都來源于大學，我認為大學在現在依然在扮演著類似的角色。

趙何娟：這讓我想到另外一個也很重要的問題，有關于壟斷。您如何看待科技公司的創新與壟斷的關系，谷歌、亞馬遜、蘋果、都經歷了反壟斷事件，您怎么看待科技巨頭面臨的壟斷質疑？技術創新是否最終只會成為科技巨頭們的游戲？

約翰·軒尼詩：很難說。很多新事物和技術都是由年輕公司創造出來的，接著它們會被一些大公司收購，我認為這個模式是不會結束的，會持續下去。谷歌、亞馬遜和蘋果等公司有趣的地方是，它們并不是通過吞并小公司變大的，而是通過內部創新、有機發展成為了大公司。說到壟斷，我們會想到收購和并購，會擔心大公司通過收購扼殺市場競爭。在美國，一個典型例子是標準石油公司。這個公司收購了很多鐵路網，并且將涉及到石油運輸的鐵路網進行聯通，從而形成了一個壟斷的局面。但谷歌、亞馬遜和蘋果主要是靠內部創新，它們的發展是自然的，因為它們做了相應的技術投資，我相信這是它們成功的秘訣。我認為這造成了一個有趣的困境，因為你也不想技術投資影響到創新的出現。但這就是我們面臨的挑戰，我們要厘清這些公司是如何通過技術投資來驅動技術創新并成長起來的。

趙何娟：將實驗室內的科研轉變為商用產品，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約翰·軒尼詩：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也經常討論如何將大學實驗室里的成果轉化為商業產品，或者在公司研究實驗室中的成果轉化為產品的整個過程。這里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要通過學術周刊去轉化你的技術，而是通過人。人才是技術轉化的重點。從斯坦福大學和硅谷的歷史來看，惠普就是從斯坦福出來的、楊致遠和戴夫·菲羅也是從斯坦福出來創辦了雅虎、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則創立了谷歌、羅森·布魯姆和他的幾個學生則去創立了Vmware。你不能指望發表學術成果，就能夠讓整個行業去使用你的技術。發明者必須參與技術轉化的過程。所以我總是告訴其他人：人才是技術轉化的重點。

趙何娟：可以展開說說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約翰·軒尼詩：人才是技術轉化的重點，這對技術創新，特別是從實驗室里出來的原型尤其重要。我們在斯坦福大學研究 RISC 技術時，它也只是一個原型。它還沒有準備好成為一款產品，只是概念展示。實驗室創新就是如此，尤其是在生物醫學領域。實驗室成果與可大規模使用的成品藥是兩碼事，中間還要很長的過程要走。新的電池技術也是一樣的，實驗室中出來的概念到大規模生產電池成品是兩件事情。這里的關鍵在于，從事這項技術創新的人是持著樂觀的態度看待這項技術的潛力，外面的人經常會覺得這些技術創新不是從實驗室出來的、不會有技術轉化。我們需要的就是企業家的決心和動力，他們必須相信這項技術會成功。如果連他們都不相信自己的技術的話，這個技術也不會轉化。

趙何娟：下一個問題。我們發現埃隆馬斯克的很多關于科學的言論，科學家們并不認可，您覺得企業家和科學家之間到底有怎樣的屏障？

約翰·軒尼詩：據我所知，應該沒有屏障吧。我認為埃隆是一個非常會將抽象概念轉化為現實的人。想想他在特斯拉所做的事情，他根本不需要發明很多新技術，對吧？他使用的就是普通電池，只是說這些電池的包裝不同，但他所做的是說“我們要制造電動汽車，我們要重新設計汽車的每一個方面”。我記得那時在洛杉磯工廠里時，我看到了特斯拉 Model S 的第一個原型，那是還只是一個原型，還有一年才會成為正式產品。埃隆給我展示了那個原型有趣的地方，比如這輛車沒有傳動軸，所以也就不需要泵了。他提出了全新的車輛設計，因為他那是還只有電池，沒有可以用的馬達或者引擎。SpaceX 也是一樣，他非常擅長跳出思維框架進行創新，這是一套不同的技能，與從事基礎科學的人的技能是不同的。從事科學研究的人試圖發現新事物，并在某個領域積累深厚的知識、學習不同的領域。但兩者的技能都很重要，因為科學家和企業家需要合作。企業家需要科學和新發現來創造新產品和新公司，科學家需要企業家將他們的發現轉化為有益于社會的事物。

趙何娟：但是在中國，我們發現科學家和企業家比較難在一塊合作。您能以在斯坦福大學的經驗，給我們中國的企業家和科學家一些建議嗎？

約翰·軒尼詩：是的，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有嘗試過創業的科學家。首先，大學鼓勵大家將自己的技術商業化，如果他們真的相信自己的技術很重要的話。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對社會有承諾：如果我們發現可以改善社會的技術，那么我們就成立一家公司用以造福社會。這對個人和大學來說都是好處，不僅可以回饋社會，還可以看到它造福人類。多年來，幫助我們做到這點的就是有創業背景的科學家，他們有過技術創新，并將其商業化，他們了解這個過程。現在斯坦福有很多這樣的人，這意味著年輕的科學家是比較容易找到可以給他們指引或者反饋的人的。不知道怎么怎么辦技術創新變成一個產品？他們只需要在他們的實驗室里找找，應該就有人曾經有過創業經歷，知道該怎么做。我覺得這是方法之一。

趙何娟：謝謝您的回答。創新總是一波一波的到來，在您看來下一波將誕生世界級優秀公司的潮流或者領域是什么？我覺得這是許多初創公司和企業家都想知道的問題。

約翰·軒尼詩：雖然AI現在看起來已經足夠火了，但我覺得我們仍處于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技術的起步階段，我們實際上更接近這波浪潮的開始，盡管它已經在技術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AI浪潮將繼續下去，因為我們在機器學習方面取得的突破還不到十年。我們在這個領域的發現是驚人的，絕對是驚人的。與AI相關的論文數量、技術進步的速度，都很驚人。所以我認為，未來二十年AI將會在整個信息技術領域有更多的應用。它將改變我們做事的方式，將改變我們構建計算機系統、云系統、我們構建數據中心的方式。我們構建一切的方式，都將因此而改變。

很多公司會采用該技術，并將其應用于特定業務，就像甲骨文或 Salesforce 將他們的技術應用于特定業務、財務會計信息或應用于銷售一樣。我想我們會看到更多機器學習技術應用于各個領域的例子，金融領域，醫療保健。僅在醫療保健領域就有巨大的機會，真正提高我們的醫療。我的一個想法是，有一天我們將擁有一種機器學習機制，可以用來預測下一場疫情的爆發，這意味著我們就能夠避免很多沒有必要的犧牲和經濟損失。所以我認為我們才剛剛開始。你知道下游還有其他技術，無論是量子計算還是其他硅技術的替代技術，我們需要它們。我不確定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否真的是量子計算，但它的確扮演著重要角色。在這個領域，我們在做的更多還是科學研究，真正了解其背后的科學原理和潛在應用。但我認為它有很大的潛力。

趙何娟：很有趣的觀點。疫情確實改變了這個世界。

約翰·軒尼詩：世界已經完全改變了。我真正感到興奮的一個領域是，疫情讓我們都不得不上Zoom工作學習，特別是我們從事教育行業的人，不得不到線上進行在線教育。我認為我們其實在疫情中學到了一些東西，我希望我們可以建立更好的教育方式，更好地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提供高質量的教育，那些國家的人們不一定有機會接觸到高質量教育。我覺得這將是對人類社會的巨大貢獻。

趙何娟：正如您所說的近幾年世界變化很大，就您的觀察，現在的谷歌，和2018年之前的谷歌是否有不一樣的地方？您如何理解谷歌“不作惡”這個口號的？就您觀察，谷歌取得成功最最關鍵的因素是什么？

約翰·軒尼詩：谷歌改變了很多。實際上，我很早就加入了谷歌董事會。（2018年）是我成為董事會主席的時候，但實際上我是在 2005 年和 2006 年加入董事會的，所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谷歌仍然是一家小公司，只有數千名員工，而現在谷歌擁有超過 100,000 名員工。隨著時間的推移，公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初的口號“不作惡”是說你不應該做什么，而不是你應該做什么的口號。這是公司早期的一個很好的口號，我認為可以將口號改成我們應該做什么對世界有益的東西上，例如改善用戶體驗、給用戶更好的產品，我認為這是關鍵。我認為谷歌的成功建立在兩件事上。首先是優秀的搜索體驗，應始讓用戶認為在谷歌上搜索出來的結果是重要的可信賴的。因此，要盡可能讓搜索體驗變得更好，并盡可能地不出現偏見，這樣就是在嘗試給用戶最好的搜索體驗。這是關鍵，與用戶的信任關系基于此。

第二個是持續改進和測量。改進、測量，改進、測量，再改進，不斷嘗試將產品做得更好，提供更好的用戶體驗。我們在此過程中所做的一件事是廣告，我們會給用戶展示廣告，但不同的是我們會嘗試展示更適合用戶的廣告，結果證明這對用戶和廣告商都有好處。因此，我們嘗試不斷地測量產品并加以改進。我們使用了一個衡量系統，稱為客觀成果，我們會給自己設定目標，實現目標后，我們會對結果進行測量，然后衡量我們是否做得好、我們是否達到了目標，看看哪里做得更好了、哪里需要加倍努力。因此，不斷改進和測量成果是非常重要的。

趙何娟：您如何展望未來的硅谷和谷歌？

約翰·軒尼詩：我認為硅谷成功的關鍵在于不斷創新和抓住技術浪潮。我剛開始在斯坦福大學工作時，個人電腦還不存在、沒有手機、沒有互聯網。當時有一個叫做 ARPANET 的東西，是給一些學者用的，但沒有真正的互聯網，也沒有萬維網。我們討論的這些創新，首先是 80 年代出現的個人電腦和工程工作站，然后是 80 年代稍晚的互聯網和萬維網，然后是移動技術，然后是社交媒體，這些都為技術創新和應用創造了巨大的機會。我希望這會繼續下去，希望硅谷繼續利用技術來幫助人們改善生活。當然，我們面臨著很多挑戰。環境就是一個重大問題，在環境治理方面我們還沒有帶來那么多技術，但我認為我們需要開始做了。世界各地的教育、醫療保健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我認為我們相應的努力還不夠多。這些都是創新的機會，我認為硅谷將會繼續創新，我認為谷歌也會嘗試這樣做。

趙何娟：這讓我想起臉書和微軟在做的元宇宙。元宇宙是否會是下一波科技創新潮呢？

約翰·軒尼詩：我覺得我們還在努力弄清楚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這些技術的作用，找出有效使用這些技術的方法的階段。目前來說，它們主要運用在游戲和一些其他事情上。游戲很好，是重要的市場。娛樂可能也很重要，但不會改變世界。我想的是，我們要如何利用這些技術，真正幫助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學習到新技能、我們要如何幫助改善世界各地的醫療、如何給人們更好的生活。我也想知道什么樣的技術能夠幫助解決氣候變化。這些是我想看到的技術創新和進步。

趙何娟：下一個問題可能對于中國很有意義。如果讓您給中國的企業家和創業者們提問，你最想問的問題是什么？

約翰·軒尼詩：我會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為什么想成為一名企業家？”我想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如果他們的回答是賺很多錢，那不是我想聽到的。我想聽到的是“我有一項技術，我認為它可以改善人們的生活，我想打磨這項技術并造福社會，因此我想建立一家可以做到這一點的公司。”這是我想聽到的答案。然后我想知道他們技術創新是什么、以及他們將如何在該技術領域形成真正的領導地位，這樣他們就不會很容易被其他公司打垮，例如另一家公司突然間決定“好吧，我們也要搞這項技術”，然后就過來搞垮他們。還有他們將如何獲得專注力、如何獲得動力、他們是否會專注。我經常告訴初創公司的一件事是，你必須讓你的第一個產品成功，因為如果你的第一個產品不成功，那就結束了。如果你的第一個產品成功，那么你就可以做第二個產品，如果你又成功了，那么你可能就熬過來了，然后成為一家真正的公司。你必須不斷地思考這一點。小公司資源有限，但他們擁有動力，他們應該擁有一群真正致力于公司理念和愿景的企業家，這就是我想在一家初創公司中了解的東西。

趙何娟：不少公司也想要出海，成為像谷歌和臉書那樣的國際大公司。在這方面，您是否有什么建議可以給到中國公司呢？

約翰·軒尼詩：當然。我認為現在很多公司已經很國際化了，畢竟它們進行了擴張。事實上，這是硅谷過去 20 或 30 年發生的變化之一。許多年前，公司在達到一定規模之前，不會輕易國際化，所以會覺得大公司才能國際化。但是現在，科技公司會很早就開始走向全球，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作為企業家，在國際化的時候，你應該去思考如何建立優勢、你的優勢是什么、國外市場和外國市場有哪些共性和那些差異、要如何應對這些不同之處，要如何成為一家在兩種環境中都受到歡迎的成功公司，這是一個真正的挑戰。但我覺得成功的公司都做到了這些。

趙何娟：就全球科技創新交流而言，您對未來的中美關系有些什么樣的希望？

約翰·軒尼詩：我當然希望我們能繼續合作。科學研究需要全球的合作，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可以為之做出貢獻。回想中美之間最早的一些交流，除了乒乓球外交之外，大學之間的交流也是中美建立往來關系的重要部分。事實上，當在斯坦福大學工作的時候，那時的校長就參與了第一次訪問中國的學術團隊，那時應該是在70年代。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有很多優秀的學生從中國來到美國，而且我們的許多畢業生也在這過去的20年里，回到中國的學術圈或者回到中國創業。我認為這些交流對兩國都有好處，是真的有交流。有了交流合作，我們才能夠建立國際合作去解決重要問題，因為我們現在面臨的世界難題，都不是單單一個國家就能解決的。我們需要多個國家的合作，而科學和技術方面的合作，我覺得就是很好的切入點。

趙何娟：非常感謝。時間飛逝，我們的談話時間也要結束了。非常感謝軒尼詩教授。再次感謝您接受我的邀請。今天的一些問題也來自TMTPost的用戶，你的粉絲，他們很關心我們今天的對話，也很熱情。剛才的分享非常精彩，讓我受益匪淺。我希望我們將來有機會繼續這種對話，我期待著將來有一天你能來中國。

約翰·軒尼詩：我很期待。我期待著再次來到中國。

（本文首發于鈦媒體App，作者｜韓敬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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