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財經天下》周刊作者 李逗

編輯 / 董雨晴

突如其來的失業危機

人到中年，職場半坡，失業的危機第一次席卷而來。

張生被裁的事情并不是一夕之間冒出來的，但他也說不準事情到底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不對勁。有時候，他想著可能和新來的部門領導有關，有時候又覺得和日趨緊張的績效考核有關，認真想起來，他又覺得這場危機和今年年初房地產融資環境大變有著深層聯系。

總之，在一個尋常的工作日上午，一封公司郵件突然出現，宣告了他這段職場生涯的終結。

張生，一位地產金融行業高管，年薪百萬，工作履歷上刷滿了大廠、金融機構的光鮮背景，是被獵頭爭搶的佼佼者。他怎么也沒想到，自己即將迎來人生中時間最長、波折最多的漫長失業期。

張生后來也釋懷了，“我的業績在公司排名前列，但我又老又貴，就這樣失業了。”張生在這家公司做的是地產商票業務，對接的公司有世茂、遠洋、碧桂園、龍湖等大房企們，但在今年7月份，地產商們賴以融資的商票業務被徹底卡死，兌付風波四起，張生負責的業務受到了嚴重沖擊。

“我們公司不止我一個，整個團隊的人基本都走了，房地產行業的商票業務完全做不了，只留下少量人維持運營就可以了。”張生最深刻的感悟是，“行業變化實在太快了，以前我總覺得哪有那么快，哪怕有，傳遞到自己頭上也還早吧。現在看來，就是這么突如其來。”

張生開始進入一段艱難的求職期。起初，他還抱著難得能好好休息的心態。從畢業到現在，他已經連續工作了十七年，即使是跳槽換工作，也都是無縫對接，從來沒有間斷過。

第一次面臨“失業”的張生，馬上做了四件事：盤點了一下自己的資產；聯系朋友、同行、獵頭，請大家幫忙看看機會；修改簡歷，重新審視新行情的薪酬水平、職位要求；最后，他還買了兩大包方便面和速凍水餃。

他給自己做足了失業保障，但“失業”后的第一周，面對家人的質問，張生內心還是破了防。沒有了工作后，張生長期待在家里，微信運動步數停留在百位數。為了免除媽媽的擔憂，張生一如往常地按照以往的工作節奏進行作息，但行程不再是去公司，而是一早起床到附近公園遛彎，等到微信運動步數攢夠到3000多步，他才回家繼續刷簡歷。

但找工作的難度，卻是他始料未及的。沒過多久，他就發現求職市場上出現了不一樣的變化。比如，“以前大家找工作流程都很快，但現在基本都是以周為答復”，再比如，“原先招聘崗位給到的工資薪酬，出現了一定下滑”。

以往，每次跳槽都會漲薪的張生，開始認真考慮起了降薪。但張生沒想到的是，兜兜轉轉找了三個月，最終拿到的offer，卻是來自他的老家，一個三線城市。

收到老家發來的工作offer時，他內心想著這樣的事，“回家想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做點自己的副業，因為失業對我是個警醒，就單靠穩定的工作收入，不安全感太強了。”更古怪的是，相比以往的“事在人為”，他現在更為相信的一個說法是，“哪有人推著事情走的，只有事情推著人在走。”

“討債路上，我們像個演員”

張生還算是幸運的，比較來看，李桐比他慘多了。兩個月之前，做著地產商票業務的李桐，正式宣告了自己公司的破產。

最近一段時間，李桐陷入了一段和實地地產集團的債務維權漩渦中。幾乎每一天，他都會親自奔赴到實地地產的辦公點——富力廣州總部大樓，和四五十位債權人一起，協商債務解決方案。但從7月份到現在5個月了，他們的方案依然沒有太大的進展。

李桐，是一家投資公司的創始人。憑著多年地產商票業務的經驗積累，他在2020年10月決定單干，并在當年度一舉賺得100多萬元，但很快，房地產行業的疾風驟雨，又讓他連本帶利還了回去。

李桐公司的投資池里，躺著價值上億元的實地、恒大商票業務。去年，這些業務曾給他帶來可觀的收益，但從今年年初開始，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隨著房地產金融強監管政策的陸續推出，實地、恒大相繼曝出債務違約，李桐的公司經營情況急轉而下。他解散了員工，只身一人開始了一段艱苦的討債之路。

李桐自嘲，“我們評估自己跟演員一樣，別人戲演的好了，可以收個幾萬元，但面對600萬元甚至1000萬元的債權，幾萬元又能代表什么呢，但你還得表演的好了，演好了，他才會給你付，你要演不好了，一毛錢都沒有。”

按照他的規劃，一切原本是可以朝著好的方向發展的。在金融行業工作多年的李桐，對風險不是沒有防范意識。

“其實從去年開始到現在，恒大整體的融資環境就一直都在縮緊，我們當時卡了一個時間節點進行控倉。按照我們設想，只要在一個適當的時間退出，債務問題是不大的，所以我們在這之前一兩年內都沒有碰過恒大的商票，之所以還拿著一小部分，無非是覺得收益還不錯，況且持有額度非常小，即使賭輸了也沒關系。”

只不過，這一次的業務垮塌程度，超過他以往的想象。真正拖垮李桐業務的，還是今年7月份來自實地的存量債務的到期，給了李桐公司“致命一擊”。

“說實話，我們當時沒有預料到這個行業會這么慘。實地的債務原本是7月份存量到期，但當初沒有處理好，我們和他們談了半年展期，一個月支付30%，結果付了一期之后，后面就停掉了，后期支付起來就跟擠牙膏一樣特別難，到現在也并沒有支付完。”

“大意”的豈止是李桐一人。

2021年，沒人想到在幾聲驚雷之后，地產余暉消失得這么快。當行業的巨大變化來臨時，很多人陷入彷徨之中。最明顯的變化發生在“三道紅線”出臺后。2020年8月，央行出臺了“三道紅線”政策，對房企的資產負債率等指標進行了嚴格的限制。進入2021年，資金監管政策進一步收緊，房地產融資受到限制，加上海外債務到期時間迫近，部分房企現金流吃緊，陷入債務困局。

一個典型的現象是，除了供應商、債券人外，不少員工們也走上了討債的道路。李桐說，“像恒大，幾乎每個員工都有拉理財業務的任務指標，每個季度和年度面臨一次考核，但現在公司肯定還不了他們理財的錢，而且也會影響到他自身的職場發展，即便說能夠找到好的，但是實際上還會被很多無形的因素綁在里面。”

破滅的行業神話

“上億年終獎”、“87年生人千億房企總裁”、“200萬元挖不到一個副總裁”、“承諾高層收入過億元”……曾幾何時，這些發生在地產行業的職場暴富神話，激勵著許多人前赴后繼地加入到這個行業，但在行業下行期，高薪的誘惑正在逐漸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員工的離職潮。

事實上，行業的退潮不是從今年才開始上演的，下滑的跡象早已在多年前埋下。從事地產咨詢業務的安永咨詢師劉乾感受最為明顯，在他的感知中，早在2019年時地產行業就已經走上了下坡路。

劉乾在中大咨詢做了多年產業地產項目的咨詢業務，更早之前，他還在奧園投融資中心，參與地產開發項目，產業小鎮等業務。隨著行業不再景氣，地產公司的效益越來越差，但加班情況卻變得越來越嚴重。

2018年之前，地產還尚在鼎盛時期，但到了2019年，房地產這趟高速列車，突然來了一腳急剎，就連校招這塊不算核心的業務，也能明顯感覺到，已經很難吸引年輕人了。

2019年的校招，給劉乾的印象最深。那一年的招聘宣講會上，盡管前來招聘的地產公司們依然有很多，但招聘市場的溫度卻迅速降至冰點，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們被包裹在“房企活不下去了”的焦慮論調中，早期對房地產行業抱有的強烈艷羨感開始逐漸消退。

劉乾回憶道，“幾乎每一家地產公司都在反復強調，我們只是進入到白銀時代，過去十年是黃金時代，只是稍微差一點，但還是很好的。很多公司都會在宣講會上說，我們沒那么差的，還是值得加入的。”

但即使如此，劉乾發現，實際應聘的員工人數還是出現了大幅下滑，“以前地產公司都是大把招人，但到了2019年的時候，招的人非常少，很多是幾十個人到最終面了，最后實際只招一兩個人。”他甚至懷疑，地產公司的高招聘需求其實是一種假象，“看似要招幾十個人，但到最后可能只招一個。”

他記得很清楚，珠江投資在面試環節，有200個人參與，全部都是名校211、985碩士以上，但最終錄取的人數只有個位數。奧園參加宣講會時要招200個人，最終卻只招了2個。“尤其是涉及到商科，基本上都是五六十人里挑一個。”

對很多人而言，擠破腦袋也要進入地產行業的很大原因在于高薪誘惑。過去多年來，為了匹配房企們高速增長的需求，房企們掀開了一場激烈的人才爭奪戰。在人才招攬方面，“宇宙房企”碧桂園曾引發過轟動的討論，2013年下半年，碧桂園啟動“未來領袖計劃”，給入職博士畢業生們開出超出40萬元的年薪，2015年-2018年，碧桂園從全球招收的博士生人數分別為256位，403位，1037位，1300位。

2016年，碧桂園正式登頂銷冠，次年年初，碧桂園總裁莫斌在中國香港的一場春茗會上透露，因前一年經營超預期，集團年底將要發放的獎金實在“太多了”，尤其江蘇等幾個區域總裁將獲得超過1億元的獎勵收益。

地產行業的高薪，吸引著不少年輕人涌入。劉乾介紹，“2019年的時候，一個商科畢業的應屆碩士生，到地產公司都是16萬元-17萬元/年起薪，這只是白菜價。而且，相比其他公司來說，地產公司內部的職業上升通道也會更好一些。”

高薪同樣也是劉乾最初加入地產公司的重要原因，但經歷了行業起伏后，劉乾對高薪背后的代價也有了新的認識，“其實，乍看覺得地產行業高薪，但多數人不清楚，高薪達成的條件，也是很苛刻的，必須完成一定業績目標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拿到。”

高薪的另一個代價是，身處其中的人們普遍要面臨著更大的危機：沒有安全感。由于政策的不確定性，企業經營的不穩定性，導致公司裁員幾率非常高。

最新的中報數據顯示，合景泰富、富力、泰禾等房企員工人數一年大降超過30%，即使是穩健派代表的萬科，員工人數都從13萬的巔峰大幅下跌，一年內員工數量降了20%。

少的不僅是員工人數，還有收窄的薪酬。機構統計，大部分上市房企薪酬總量增速連續收窄，2020年人均薪酬首次出現下降，高管薪酬同比下降5%。

逃離還是堅守？

“現在還有人加入我們嗎？”在不久前的萬科業務交流會上，郁亮自嘲道，“我們還是好自為之吧，縮表時代下，把現有員工穩定就不容易了。”

行業下行期，要不要轉行，成為不少地產人的困惑，這不僅僅是普通員工面臨的考驗，即使是萬科前副總裁毛大慶，也不得不做起“斜桿”青年。不久之前，毛大慶剛在北京國貿開了家包子鋪，做起了包子的生意。

但對大部分打工人來說，擺在他們面前的，不是“賣包子”還是“賣房子”的選擇題，而是現實的生存問題。行業不再高速發展后，地產人又該何去何從？

獵聘網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房地產相關行業求職者數量居各行業之首，人員占比高達14.73%，但新增職位數不增反降，人才需求度明顯下降，這意味著相當比例的地產失業人員只能轉行就業。

2021年，楊志順利進入到碧桂園北方地區工程部門。吸引楊志進入地產行業的主要原因也離不開高薪誘惑，“畢竟建筑土木行業也就地產薪資高一些了”。但沒多過久，他又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地產行業。

“累，碧桂園高強度的工作節奏真的不是危言聳聽，雖然薪資確實挺高的，不過代價就是沒有個人生活以及壓力爆表。”楊志說道，“工程部門的節奏基本是007，很多同事除了睡覺吃飯基本上都是工作，日常也都是住工地。”

加入碧桂園后，楊志每天和各種圖紙打交道，但由于碧桂園的標準化流程十分成熟，對專業的壁壘差距要求并不高，同事們的專業背景性差異并不大。

“感覺在碧桂園干久了，就跟一個篩子一樣，慢慢篩出來最適應碧桂園工作節奏的那些人了。”在碧桂園工作的5個月時間里，楊志所在部門里有近一半的同事調動了崗位。有人離開，有人加入，還有新加入的同事離職，周圍的同事早已習以為常，但楊志還是覺得這種變動程度太夸張了。

“其實真正進入之后也會慢慢適應，但這種麻木的狀態挺恐怖的。”沒多久，楊志跟公司提出了離職，他去了一家央企的數據中心，從事研發管理工作。楊志的生活狀態得到了很大改觀，對于新生活他十分滿意，“我新工作還不錯，每天下了班都能干自己想做的事，有自己的時間了，而且休息日基本上都沒有工作打擾。”

趙新同樣也是選擇離開的那波人之一。早期做地產商務策劃的他，早在兩年前就跳槽到百度工作，并在今年順利跳槽到了字節跳動。可以說，他是地產人轉型進入互聯網行業的典型案例。

而地產公司普遍存在的管理效率低下，如“開不完的會，走不完的流程，做不完的PPT，發不完的朋友圈廣告，做不完的周末暖場”，在趙新加入互聯網大廠的第一天，也跟著隨之消失了。

“整體來看，互聯網大廠內部的工作效率肯定是優于其他房企，雖然開會也很多，但大多會實事求是地針對問題展開討論。工作強度上來說，也不像外面傳的那么妖魔化，有的部門確實很卷，有的也沒那么嚴重。”

不過，即使跳槽到大廠也并不意味著一勞永逸。動蕩不安，也逐漸蔓延到各個互聯網大廠中。趙新發現，今年開始，互聯網大廠紛紛陷入輿論質疑，行業逐步走下坡路，“員工被裁的機率高了很多，大家都身處在一個巨大的不確定中。”

焦慮的不僅是人，身處浪潮中的房企們，也在試圖打破行業增長瓶頸，努力謀求更多生存空間。譬如，合生創展也成立了一個名為“優選好生活”的互聯網平臺，將房屋、新能源車、金融保險等多個業務線，通通整合到一個大平臺開展。知情人士分析稱，“應該是對標房車寶，或者是想做一個貝殼。”

另有一些房企，通過加大數字化探索的方式，提升效率。一些龍頭房企如萬科、龍湖等紛紛加強了數字化團隊的建設，從互聯網大廠高薪挖掘技術人才，另有一些房企選擇和第三方數據管理平臺合作，如碧桂園服務、越秀中國引入釘釘等。

不安感蔓延行業上下的時候，焦慮浸透到行業里的每一個參與者。上至房企高管、金融機構、供應商，下至基層員工，無一不是時代沉浮中飄搖的個體。過往多年里，從業人員長期抱有著行業樂觀情緒，卻在今年的震蕩期中逐漸消散，一種群體性的悲觀情緒席卷而來。

但是，作為事關民生和經濟、影響投資和消費的重要產業，房地產行業依然有著難以替代的經濟地位。5天之前，中央政治局會議更是提出，促進房地產行業平穩健康發展和良性循環。

目前來看，盡管行業薪資待遇短期有所波動，但和其他行業相比，房地產依然具有較高的薪酬競爭力。在關鍵崗位上，房地產、金融、互聯網同屬三大高薪行業的格局仍然暫未改變。而伴隨著這輪調控新規，那些盲目擴張的房企債務風險也將被加速出清，隱藏于房地產行業的風險將被進一步化解。

破而后立，當房地產行業從“金融比拼”走向“產品比拼”時代，地產人也將更好的迎來屬于他們的下半場，在那之前，不認命就是地產人最后的倔強。

（注：除劉乾外，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封面圖源電影《當幸福來敲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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