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張 進

編輯| 吳先之

春節前幾天，曾在百度、網易等互聯網大廠工作過的Jenny收拾好行李，退掉了自己在回龍觀租了幾年的房子，準備回到重慶老家過春節，節后不再回來。

回到重慶，周圍的親戚朋友都叫她小花，只因她的名字里有一個“花”字。“在北京工作這些年，大家要是叫小花我會不喜歡，覺得Jenny才是我，后來慢慢發現，Jenny只是我的保護色，小花才是我的底色。北京的房價是重慶的好幾倍，要留下來不太可能，但是回重慶工作買房就比較輕松。”

春節之后，小花將前往一家重慶的車企工作，雖然待遇比以前低了不少，但是相比同齡人待遇仍然不錯，她比較滿意。

去年大學畢業后，經過不斷面試和淘汰，薛嬌最終如愿以償進入了一家互聯網大廠——美團。每年，都有很多像薛嬌這樣的年輕人擠破腦袋也想要進入這些公司。

過去這些年，大廠不僅吸引了一批批從985、211等國內優秀大學畢業生、海歸蜂擁而入，也讓許多普通學校的學生以能進入其中工作而被同齡人羨慕。同時，傳統行業許多公司也以這些互聯網大廠作為風向標和學習的榜樣。

一時間，這些大廠裝著一群群年輕的精英，瞬間又成為一個區分人與人差距的分界線。

最近幾年，互聯網行業的壞消息變多，同時，離開大廠的年輕人也隨之增加。社交平臺上，隨處可見散發著對互聯網行業的痛苦、焦慮，其中多來自這些大廠人。

一年大廠經歷，并不如在學校時想象的那般滿意，薛嬌漸漸動了離開的念想。她告訴光子星球，自己和男友已經決定好了，再堅持到今年六月，就從美團辭職去國外念書，以后不打算回來了。

“早點在大廠賺到買房的錢，然后Fire、跳槽去不加班的外企。”這樣的聲音越來越多。

大廠漸漸祛魅， 內卷、裁員、躺平、咸魚、佛系成為離開大廠種種原因的關鍵詞，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迫不得已。

拒絕當工具人

對于互聯網大廠，王淼早已祛魅。在他眼中，這些高大上的互聯網大廠某些方面跟傳統的流水線工廠并無甚區別。

十年前，王淼到某電商大廠實習。回想起第一天中午，當他坐在公司餐廳吃飯時，靜靜地感受周邊環境，從里面看外面街道的行人車輛像螞蟻一樣小，有種俯瞰眾生的感覺。到了飯點，人們魚貫而出，在這座大廈四散開來，好不熱鬧。

十年后，再次路過，看著對街那座熟悉的大廈，透過玻璃看到人們忙碌的身影依舊，甚至更多，王淼早已沒有了什么感覺。

從這里離職已滿一年，他談起曾經工作十年的公司，感情復雜。

“雖然不是這個時代里最幸運的1%，至少也是前20%，命運把我放在這前20%的位置上，我沒什么好抱怨的了。”

在這里他付出了十年青春，揮灑自己的熱情，也賺到了足夠多的錢。現在回到自己的家鄉揚州，電商已經成為他的副業，生活還算愜意。

互聯網行業光速進步，大廠的發展，給我們的世界帶來很多切實的改變，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對于王淼而言，一個典型的小鎮做題家，能用十年時間，攢下一筆錢，嘗試另外一種自己喜歡的生活，已經足夠幸運。

互聯網大廠帶給普通人實現財富自由的機會，但相比國外同類型公司，對個人的損耗太大。他用“社畜”來形容自己十年大廠生活，每天像工具一樣，忍著，熬著。

在他看來，西方式的后工業時代，人異化為機器的一部分，工作的意義感逐漸缺失，職場倦怠難以解決，而資本的過度擴張，讓原本過細的現代化分工帶來更重的職場病，而這在互聯網大廠中尤為嚴重。

夜以繼日的熬夜加班，上級的pua，職場的冷暴力，十年里他幾乎什么都經歷過了。

與王淼同期進來的同事，大多早已升職，剩下的三兩個也在前幾年紛紛晉升，唯獨他還停留在原地。關鍵是自己的績效也挺好，十年里他已經想通了，歸根結底在于自己與龐雜的官僚體系不匹配。

“雖然自稱為自由創新，互聯網大廠們并沒能擺脫傳統的唯上與官僚。”

在他看來，與硅谷相比，國內所謂的互聯網科技企業，科技含量不高，加之整個環境創新氛圍不濃，很多人進去都是“擰螺絲去了”。

一位手機大廠員工也有如此感受。他用“面試造火箭，入職擰螺絲”來概括自己的大廠職業落差。搬磚、螺絲釘、工具人也成為很多大廠人的自我調侃。

入職擰螺絲這一特質從“互聯網搞35歲優化”便可以體現。

“互聯網在風口上，開得起薪水，公司自然要招最優秀的人，但是大部分活兒專科生也能干，并不需要招那么多優秀的人。”王淼認為，一個單一經濟體需要的互聯網行業從業者是有限的，因為有所謂的人口紅利，所以就搞35歲辭退。

資本運作下，大廠為高速運轉，永遠需要更年輕、更優秀的人進來，團隊極速膨脹。阿里巴巴已有超過10萬員工，騰訊約有10萬人，互聯網新貴字節跳動的員工總數在2020年里從 6 萬躥到近 10 萬，而京東集團的員工數更是已經超過了30萬。

在人員膨脹之下，就出現把人當工具的現象。對于大廠最常見的996，許多人習以為常，但王淼認為60%的加班是無意義內耗。

對于前段時間企業微信高強度加班領導層被懟的新聞，王淼認為這些微小的力量并不能改變什么，猶如朝向大海里扔出的一顆石子，泛不起一點漣漪。

“為了表演加班而加班，時間全被浪費掉了，沒有任何正向產出，更多是為了討好各級領導，或者附和所謂的集體主義。”

在他看來，大廠人員嚴重膨脹，浪費了不少高端人力，這些人原本可以從事更有創造性的工作。

逃離之路

雖然并沒有王淼這樣深刻的經歷和透徹的理解，一部分年輕人感受到不適，早早離開。

站在大廠門外，那一棟棟大樓里的人們是光鮮亮麗的。接到offer時，薛嬌激動了好幾天，直到真正體驗了里面的生活，才發現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每天最焦慮的是日會，你要在日會上說明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如果今天沒什么進度的話，到了第二天的日會，就不知道應該說些什么。”

對于剛工作的薛嬌來說，焦慮來自這些小細節，日會、周報，讓她時刻感受到被push，領導催進度很兇，而周圍的同事都非常努力，自己必須同樣如此才能像一個團隊。

公司有績效考核與末位淘汰，部門里每個人都非常緊張，沒人敢放松。領導都很有憂患意識，希望主管的部門在較短時間內可以有更多的產出，這樣績效看起來就會更好。

“大家都希望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可以達到一個看得見的效果。”每個人心里想的都是一定要做快一點不能落下，同時，大家還都希望無論是合作還是對接的人也能同樣高效，從而不影響自己的進度。

薛嬌是做算法研發的，除了領導，還有產品經理催進度。

北京太大，生活成本非常高，為節省，她很多同事都租住在離公司很遠的地方。一位同事告訴她，自己每天早上要坐兩個小時的地鐵來上班，下班回到家已經十點了，笑稱連取快遞的時間都沒有。

對于薛嬌來說，在大廠的這段時間是失重的。每天除了高效工作，回到家醒著的時間不超過兩小時。沒有個人自由、沒時間好好生活、沒精力處理感情問題。即便到了周末，工作日被榨干的身體，也只想躺在家里哪兒也不去，無暇欣賞北京的風景或關心家里人。

在資本的運作下，大廠必須保持高效運轉，而維持這些大廠機器得以快速轉動的是工作在其中的人們，當工作時長嚴重擠壓生活，壓力便隨之產生。

即便是從內部壓力最大的核心部門轉崗到現在的部門，薛嬌依然感受到不適應，她想出去。

“現在國內的一線城市北上廣深壓力都挺大的，待在這里人的損耗很嚴重，我準備出國讀書，最后就留在國外的互聯網公司，那邊的環境可能稍微好一些。”

當初，她對進大廠抱著無限憧憬。覺得互聯網大廠是開放包容和自由創新的，人在這里是鮮活且有個性的，而進去后才發現，一切都是幻想，依然擺脫不了傳統的主流和庸俗。在這里，冷漠教條、市儈虛偽依然普遍存在，人被工具化的情況也隨處可見。

感受到不適，如薛嬌這樣的年輕人選擇逃離，而還有更多心存矛盾、沒有勇氣離開的年輕人，選擇繼續困在這些大廠里掙扎。

異端生活

當拿到字節的offer時，張天給家人分享這個好消息，告訴媽媽自己能賺多少錢，家里每個人的工資都比不上。

但隨著在字節的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心里的痛苦便會加倍，對工作也心生排斥。也更想念老家的院墻和家人，想念廣闊的天空，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生活。

從小生活在內蒙古草原，每天面對著“拉通對其”“閉環卡點”這些詞語，讓他有一種很不真實的感覺。

曾在某頭部視頻平臺工作的李琳的感受是：“每天的工作內容都是為了絞盡腦汁，把上億刷手機的人困在我們的App里（黑話叫“閉環”），賣廣告，攫取流量、金錢、精力。”

越來越找不到工作的意義。像張天、李琳這樣的年輕人還有很多，除了能賺錢，他們還想尋求工作的意義。

“當初大廠校招的時候，正是因為死活想不出我在這些崗位的意義，所以最后都沒投。”一位網友稱。

同張天一樣不適應，梁成覺得自己在大廠是個異端，同組同事都在為升職加薪而努力，生活里只有工作，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賺錢。“我覺得有一種強烈的不真實感和無意義感，我不知道追求這些KPI和OKR到底能帶來什么？”

在外面對大廠充滿幻想，進去才發現大多是“海市蜃樓”，想要逃離。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些，開始離開大廠。

一座圍城

大廠就像一座座圍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進來。

在這些大廠，很大一部分自稱是小鎮做題家，他們出生在四五線小城鎮，憑借著考試天賦進入985、211名校。

大廠充滿機遇，但996的工作環境以及北上廣大城市的經濟壓力，讓他們內心充滿對留在大廠還是回去家鄉的矛盾與掙扎。

留給年輕人的選擇并不多，互聯網迎來寒冬，大廠待著痛苦，三四線也并不能躺平。

宮羽從2015年來到北京，進入一家大廠投資的互聯網金融公司工作，之后2018年轉輾到了上海某數據服務獨角獸公司，現在回到成都已經一年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了。

她在互聯網行業爆發期時進入，那時在北京上海選擇很多，一家不行換另一家，永遠有選擇。而成都與北京在就業環境、商業氛圍差距很大，看上去成都好像有很多大廠、中小互聯網公司，但其實好工作少得可憐，公司的數量、體量、質量都有不小的差距。

她認為，自己回成都時間有點晚了，這幾年從北上廣逃離到成都的人越來越多，加上行業收縮，大廠崗位有限，很難找工作。

“雖然現在一線城市也有這個趨勢，逐漸全行業呈現供大于求局面，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一線城市仍然更好找工作，更多選擇，更多發展空間。”

成都的生活成本也越來越高，不管是房租還是物價，但是高生活成本卻讓北上廣回去的人們感覺沒那么值，并且成都也很卷，想要在這里躺平不要抱太大希望。

以前，考公考編考研似乎是大廠人的退路，如今，這條路也越來越難走了。

“沒進互聯網的也因低薪而焦慮。”馬麗在某四線城市當公務員，年包是她在阿里的應屆生堂妹的四分之一，同齡人的收入差距，讓她曾經一度想離開體制內，北上打拼。

“除公務員外，四線城市提供不了任何體面的崗位。”但是體制內幾乎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一位在百度工作的員工告訴光子星球，雖然互聯網壓力很大，但是考編考公又考不上，只能渾渾噩噩繼續茍且著。

離開騰訊兩年后，吳濤進入一個小廠，目前又在考慮重回大廠。一番對比，他發現大廠資源、機會更多，錢也更多，但是考慮到又要拿命來換錢就猶豫，害怕自己身體承受不了。

之前在騰訊，由于部門工作能力不太行，整個部門每天加班到9點甚至12點。長期高強度工作，身體亮紅燈，嚴重耳鳴，腦子基本沒清醒過。

跳槽去了一家小公司后，發現其部門的工作效率遠超原來在騰訊的崗位。

最近，吳濤和一朋友聊天，說想去大廠，問他為什么，朋友說沒有去過，想去長見識，想學到更多東西。

“可能我比較悲觀，感覺大廠和他期望的并不一定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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