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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員的世界:不可或缺 卻無人在意
時間:2022-02-11 09:20:14

采訪丨劉璐天 朱麗琨 李曉蕾 高洪浩

文丨劉璐天 朱麗琨 姚胤米

編輯丨姚胤米

維持一個復雜的系統,常常需要一個龐大群體難以想象的體力付出。在大城市里,是無處不在,又無人在意的清潔工、騎手、貨車司機。如同總能保持住高效、便利、整潔的大城市一樣,在互聯網世界,永遠刷不盡的內容背后,不僅在于他們有極力宣傳的算法系統,還離不開十萬數量級的審核員的勞動。

中國每天有上億條短視頻和圖文內容被生產出來,在五到十分鐘內就能被分發至用戶的手機上。去年 10 月,平均每個中國人的手機接收了超過 14GB 的圖文、視頻。2015 年,這個數字不到 0.4GB。今天的中文互聯網,幾乎沒有文件的傳輸不經過審核。

審核員是在三重夾縫中執行指令的人。

他們一面是公司的 “防火墻”,是防止產品 “猝死” 的人;一面要按照平臺和老板的要求,過濾內容,讓用戶看到的內容 “質量” 更高;還得面對用戶的壓力,不管經歷過久的規訓,人們依然不喜歡自己的觀點和思考被別人點一下鼠標從世上抹去。

大部分中國互聯網內容平臺都是家長心態的延伸,上位者覺得自己有權決定平臺用戶該看什么、不該看什么,平臺該是什么氛圍;逐漸地,用戶也自發變成了 “家長”,他們會默認一套準則,舉報自己不認同的表達。這些最終都變成審核員們的工作量。

今天審核員群體已經有了個大致形象:在互聯網公司里地位相對邊緣,大部分是二線城市的外包合同工,學歷比不上正式職員那般光鮮。但僅需把時間撥回六七年前,在中國移動互聯網蓬勃來臨前的萌動期,審核員工中也不乏名校畢業的精英。

今年春節,一位 B 站審核員猝然離世,引發關注。多家公司做出了不難預期的響應:囑咐審核部門員工們,不要私自接受媒體的采訪。問題不被討論,就不存在。

互聯網公司內部的藍領階層這幾年愈加壯大。對此,不止一位互聯網公司中高層向我們表示,這份職業的現狀是市場決定的,遺憾但正常: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工作,每一份工作的付出和回報都由供需決定。

很多人雖然早已耳聞審核工作的辛苦,也知道自己沒有任何晉升的可能性,但依然會選擇這份工作。因為在這個環境下,他們暫時看不到更好的選擇。

不過市場經濟下的合理,并不能抹去不幸。這個世界的很多人并不會每天感受到喜悅、感激和愛。

除去高強度的工作節奏。如同過濾網一般的審核員,每天面對大量色情、暴力、廣告信息,圖片和視頻內容穿過視網膜,沖擊著神經。

2018 年 9 月,Facebook 一位離職的內容審核員起訴前公司,稱審核員們很多看了太多令人不適的內容,遭受了精神創傷,并指控公司沒有為審核員提供適當保護。這起訴訟引發了海外關于互聯網平臺治理和勞工問題的又一輪討論。沒有理由認為,同樣工種在中國不會面對類似的精神壓力。

《晚點 LatePost》本周采訪了十幾位在職或離職的互聯網公司審核員。除去職業身份,他們和我們是一樣的互聯網用戶,每天消費內容,有些是內容的生產者。

當中有人的作品獲得過平臺創作者獎勵;也有視頻審核人員在工作之余,自己生產制作視頻內容,和千萬創作者一樣上傳到平臺,等待被審核通過,見到他的觀眾;他們熱愛內容,也會困惑于 “沒有營養的口水文究竟值不值得被更多人看到” 這樣的價值命題。——他們是互聯網使用者中普普通通的一員。

一位二次元用戶的離世

如果不是一名 B 站員工,“暮色木心” 會是一個標準的 B 站用戶,資深且活躍的那種。

他的賬戶注冊 7 年半,V6 級別,大會員——如今站內用戶的頂配。簽名檔倒寫得直白: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永遠被當槍使,永遠不長記性——bilibili 生態觀察。

他把 B 站動態當朋友圈發,養貓日常、音樂節現場、動漫節遇上的奧特曼都記錄下來。1 月初,B 站發售數字藏品頭像,他也報了名,不過沒搶到,得到了一張兌換補償券,他發了條動態調侃:“阿 b 終于是當了個人”。“阿 b” 是用戶們給 B 站起的擬人化昵稱。

他像許多普通用戶一樣使用 B 站,熱愛 B 站上的內容,也利用工作之外的時間制作游戲視頻,是一個 “兼職 UP 主”。他的人生短暫卻充滿活力。

2 月 7 日中午,微博用戶 “王落北” 公開了數位粉絲關于 B 站武漢審核組長加班導致猝死的爆料,不久后,躍入熱搜榜。一位審核員的離開,喚起了上萬條有關審核員的訴苦。

微博私信通知數量一度超過 100 萬,每秒刷新出幾十條消息,憤怒的,哀怨的,驚訝的,爭相擠出屏幕,擊穿王落北對審核員生存狀態的認知,他在過載信息帶來的震撼和麻木中遲遲緩不過神。

王落北的正職工作也對接 300 多人的審核團隊,或許部分解釋了他在這次爆料行動中,表現出的堅定和堅持。當他不得不要求審核團隊加班到每天工作 10 小時時,會出于愧疚,自掏腰包發紅包請大家喝奶茶。

爆料發出 3 小時后,B 站第一次給出公開回應,在那封發送給全體內容安全中心員工的郵件里稱,逝者 “按工作計劃正常上下班,工作時間為 9:30 - 18:30,做五休二,在事發前一周內未存在加班等情況。”

B 站這位審核員,沒有死于公司的崗位上,法律層面,很難直接判定他的死與之前的高強度工作絕對相關。

一位從事勞動法的律師告訴《晚點 LatePost》:中國目前的相關法律中從未提及 “過勞死” 這個名詞概念。過往的許多同類糾紛中,在員工是否因為過度工作而死亡的具體事實問題上,公司往往會抗辯員工的死亡是可能多種介入因素導致的,而家屬亦無法證明過度工作是導致員工死亡的主要原因。

“但不能因為存在法律上完美的邏輯抗辯,就說這世界上沒有 ‘過勞死’,這不符合人類的常識,公道自在人心就是這個意思。” 他說。

通過對數名前 B 站審核員工作的采訪,我們試圖讓讀者對 “暮色木心” 生前的處境多了解一些。

多位受訪人均表示,B 站審核員加入公司可能跟去其他廠都不一樣。他們大多喜歡二次元,也經常使用 B 站,熱愛游戲和動漫,愿意 “用愛發電”。一位前員工甚至半開玩笑地說,去 B 站只是因為他們入職離職都有周邊送——雖然據另一位前員工說,自己經常收到 “公司賣不出去的周邊”,比如,虎年春節前他收到了鼠年盲盒。

仝立君離職前曾擔任過 B 站某城市審核部門代組長,相當于組長的實習期,不出意外的話,只需等每年固定時間,就能實現調職級和漲薪,真正成為組長。升上管理層,“為愛發電” 的掉電速度顯著提高。本來單號日上完班可以休息一天,當上代組長的那個月,雙號日還要到公司盯另一個小隊的工作,15 個休息日幾乎有 7 天需要額外到崗,也并不會體現在排班表里,不算真正的 “加班”。

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管理組員。30 多個組員的審核稿件數量、準確率,每月考試分數、培訓時長全部要記錄清楚,還要跟專門負責算績效的部門發來的表格做對比,關系到每個組員的績效,核算時,心情如履薄冰。

領導的要求也落到組長身上,讓每個組長和代組長緊繃成一根弦的關鍵詞是:人效。

管理最嚴苛的狀況下,每兩個小時就得拉一次數據,這個過程被稱為 “追人效”,哪位組員工作數據差了,都需要去溝通對方 “補量”。仝立君不敢太強迫組員,生怕組員提離職,因為自己還有一個重要的考核指標,“人才保有率”,指每個月本組離職人數要控制在一個很小的限額里。但是,每上完一個月 “做一休一” 的夜班,至少會有五六個人因為熬不住了離職。

當了 1 個月代組長之后,仝立君終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決定提出離職那天,正是南方暑熱最重的時候,公司連開兩天管理層培訓會要求必須全程參加,而這中間還得值個大夜班(晚 9:30 到第二天早 9:30)。

第一天中午,仝立君請假在大夜班中間睡 8 小時,領導回了句,“克服一下”,并建議把請假時間往前調一個半小時,趕上早 8 點的打卡,便沒再多說什么。仝立君估計,這是領導希望自己別漏掉早上那次例行提報數據,也只好照做。但為了把當月績效趕出來,又加班到凌晨 4 點才回家,只睡了 4 個小時。

臨近中午,仝立君開始感覺胸悶氣短,感覺到心臟咚咚跳,這聲音逐漸蓋過了會議的聲音。給領導發消息,收到的回復還是那句,“克服一下”。在這場教組長們如何當一個優秀的管理人的會議中途,仝立君奪門而出,在工位哭完,提出離職。

仝立君告訴《晚點 LatePost》,不同審核組的工作節奏不一樣。其猜測逝者所任職的圖文審核部,只會比自己這邊更 “卷”。理由是,自己之前加班時,總會被告知 “圖文那邊加班更嚴重”。

像 B 站社區那樣,B 站審核部門也有豐富的自造語言,連質檢組給審核員發送指出其錯誤、會導致審核員績效被扣分的郵件,都有個萌化的詞 “寄鍋”,也就是 “記過”。這些熱愛 B 站的員工們開始自嘲,是 “叔叔的打工人”。

延時、飄紅與準確率

內容給公司和個人帶來流量,公司和個人也依靠注意力經濟變得越來越富有。但隨之產生的、愈發龐大的信息篩選,落在了每一個普通審核員身上。

八小時的工時結束后,值班組長在飛書群里發來了當日工作統計:人均 2146 條。郭晉看到自己的績效——4049 條,在數據表上不出意外地 “飄了紅”。每天,值班組長在群里發布每名審核員的當天績效和誤判率,排在成績單后面的人,將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

在職的日子里,這是他心滿意足的時刻——做組里最優秀的那個,能被領導看到。

2019 年,郭晉入職了字節跳動在重慶的審核基地。與當時字節的合作公司人瑞人才簽約,成為一名外包員工。

入職后他被分配到互動組,審核 “今日頭條” 微頭條里的圖文、視頻、評論。和大多數審核崗一樣,八小時工作制,三班倒。每天的 KPI 大約是 2000 條內容,但并不絕對,有時會浮動到 2200-2400 條。不同的內容會乘不同的難度系數。一般的圖文可能乘 1.5 ,動圖可能就是 0.8。

公布當天績效是固定環節,像上學時班里貼的成績單,只不過,一點平常的可視化技巧讓它的焦點更明確——遠超過規定 KPI 的人會被標紅,而低于規定則被標黃。月底績效會根據人效和錯誤率分出 ABCD 四個等級,連續拿兩次 D,就可能被辭退。郭晉在職時實行的是末位淘汰制,也就是說——“一定會有人拿 D。”

單日審核數字以 “千” 為單位計算,是所有受訪審核員們的工作日常。知乎員工劉坊(化名)在職時,一小時最多可以看 3000 條評論。秦崤(化名)在 B 站視頻審核組每天要處理 1500 條視頻。

郭晉觀察到大多數審核同事工作時都會戴上耳機。放一點噪的音樂,瞬間就能將同一空間中上百個鼠標接連不斷的點擊聲隔絕。那是審核員們為數不多的自由時刻。

時間對他們來說是最奢侈的。審核員都要被 “延時” 約束。

一位曾對接過快手、字節、騰訊審核外包團隊的技術人員告訴《晚點 LatePost》,短視頻平臺對延時容忍度最低,上限是 10 分鐘,但實際上 3-5 分鐘內就要審完放出一條內容。延時直接影響創作者的用戶體驗。

為了控制延時,公司風險控制部門為審核員設計的輔助系統會加上一個 “報警系統”。有的放在審核頁面的左下角或右下角,當審核員超時,將彈出提醒;還有的會設計成一個倒計時窗口,掛在審核頁面上。

為了節省時間,審核員上廁所需要向組長報備,郭晉同基地部分業務組當時的上限是:15 分鐘。B 站的一位審核員經常請同事幫忙把飯從樓下打上來,屁股不離工位地,吃完一頓工作餐。審核員們習慣了相互幫助,盯頁面,這讓我們突然理解了為何許多人說審核團隊的氛圍有時很像 “大學”,同事關系簡單、淳樸,相互 “支援”。

還有的審核員沒有手機自由。鄒鎬(化名)做過半年閑魚的審核,每天上班前,所有人都得把手機放進組長工位的一個箱子里統一保管。想要看手機的時候就申請去廁所摸魚十分鐘。休息也是如此,只能去休息區。“在工位上趴幾分鐘,那有點過分。太顯眼了!” 鄒鎬說。

郭晉很少有摸魚時刻。字節有一套對審核員的后臺監測系統,用來統計一項指標——工時利用率。一條平峰中間有幾處深淺不同的豁口,凹下去的地方代表審核員沒有在工作。郭晉某天的工時利用率圖表有三個小豁口,分別代表他因上廁所、短暫休息和喝水而三次短暫離開工作界面。

為了提高審核準確率,公司都會引入 “盲審機制”,亦即 “背靠背審核”。從文章庫中設定 10%-15% 的文章,分配給兩人審閱,如果審核結果不一致,將交給經驗豐富的審核員三審。爭議案例會進入案例庫,供團隊第二天復盤學習。

今日頭條前審核員章埕(化名)回憶,組內背靠背審核的一致率通常能達到 90%。說明之前的一次次培訓有效。與此同時,每篇文章會有一條完整細致的審核記錄,誰在何時審稿、給出了什么判定、數次審核都由誰負責,便于追責。

審核員一面要追績效,一面要時刻防著失誤。前字節風控部門的產品經理王洹(化名)說,一般的審核失誤會影響準確率,進而影響績效和薪資,而重大失誤、漏審則會被定義為事故并根據嚴重程度分級,如 P0、P1、P2、P3,造成事故的審核員會面臨直接扣薪甚至辭退等處罰。

2020 年 5 月,疫情最艱難的時候過去,全國大部分企業開工上班,字節審核員的工作量明顯減少,審著審著就沒有新內容了。審核員們會放松一下,所謂放松,也不過是看看新聞或規則文檔。但很快,電腦頁面上又出現了審不完的內容——系統把幾個月前審過的內容回流進庫里,讓大家再度審核。郭晉告訴《晚點 LatePost》,這叫 “洗盤子”,“我猜測這是為了讓大家工作飽和”。審核員們感到不滿,但無能為力。那段時間,郭晉身邊有不少同事離職。

B 站這次事件令北京華一律師事務所的王永梅律師想起 2015 年左右,她為蘋果做過珠三角地區代工廠做合規調研的經歷。在她看來,7 年前代工廠里的工人和 7 年后的互聯網平臺審核員境遇類似。

企業的做法在勞動法上是合規的,8 小時合法工時。加班是工人主動要求的,因為基本工資只滿足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可以獲得 2-3 倍工資。員工們生存之上的訴求,是大公司靠后考慮的問題,尤其是在其商業增長遇到困境或外部經濟環境下行時,更是如此。

“夜班人員的補貼確實高,一個通宵班補貼約 120 元。休息也讓人休息了,公司沒違法。可所有對身體的傷害都是審核員來承擔,最后找不到任何辦法來說理。” 郭晉說。

積重如山的疲憊和審核員的良心

審核工作機械、重復,像鞋里的小石子一樣磨人,令人滋生難以承受的疲憊感。審核員們日常碰到最多的不是敏感話題,而是沒完沒了的 “垃圾內容”。

章埕最討厭廣告。很長一段時間內,壯陽藥、減肥藥廣告沒完沒了,難以識別,變種又多,令他不堪其擾。

當人人都看到流量可以變成財富,大量的廣告變著法兒地想要涌入平臺上。它們夾雜在正文中,位置不固定。等到機器能通過抓關鍵詞排查,用戶們又把廣告印在圖片上。他們只好再引入圖片識別,揪出圖片上的廣告文字。大量廣告往往是團隊作案,公司通過拿手機號和身份證批量注冊賬號,通過其中一個賬號順藤摸瓜去找手機號和身份證對應的所有賬號,才能逐漸解決。

UGC 帶來內容大爆發。快手、抖音等短視頻平臺的崛起,更是帶來全民創作時代。每一次字節審核團隊人數的爆發都是新產品增長的時候。

劉坊認為,視頻審核的壓力要比文字高 5 到 10 倍。他曾在一位就職于某長視頻平臺審核部門的朋友的電腦上看到,他的屏幕有 8 到 12 個視頻窗口,同時 8 倍速看。他還看到過朋友在做直播審核時,16 個、甚至最多 32 個小窗口同時監測畫面和動作。

比起圖文,視頻給人的沖擊力更大。視頻內容的審核、舉報后臺充斥著各種軟色情、真色情、暴力和血腥畫面。

劉坊覺得,自己作為用戶看短視頻都會感受到這些內容在撩撥和刺激人的情緒。看進去了,就意味著要面臨更多性挑逗;強迫自己壓制性沖動,興奮點則會越來越高。“所有男性鑒黃師都要面臨這個問題,你如果經常看這種東西,你的身體會不會壞?肯定。” 他說。

郭晉 2020 年 9 月離職,傳媒專業出身的他在當地一家媒體做了記者。一些習慣保留下來——上網瀏覽喜歡看評論區,看到隱晦的違規內容就暗自想:這個審核哥們完了。某些時刻,他覺得自己內心似乎 “陰暗” 了。有次和媽媽看到一個車禍視頻,一位中年婦女翻越馬路護欄時被大車撞飛幾十米。“媽媽覺得悲慘,而我第一感受竟然是驚奇,我靠可以飛這么遠。”

在閑魚,審核員也會審核私聊內容,特定的色情、煙酒、槍支、涉毒黑話等敏感詞會被機器篩選出來,交給審核員處理。他曾在某個私聊頁面中看到一個男人買了一條二手絲襪,剪了一個洞將自己的生殖器放進去自拍。他感到 “惡心” 和 “生氣”。

鄒鎬每天根據不同情況對賬號做處理,比如,一張圖露了生殖器,直接封號;另一張圖有性暗示但沒有裸露太多,屬于 “低俗”,扣 6 分;一個賬號引導用戶去其他平臺交易,扣 2 分。每個賬號的總分固定,分都被扣完,就會封號。

公司不會安排對審核員的心理疏導,但入職培訓時會向他們展示各種極端案例,這意味著,“能留下來的人基本都還能接受”。時間長了,大家對色情暴力類內容已經習慣,甚至看到一些獵奇的內容還會分享。

秦崤成為 B 站審核員后養成了以 “嘛……” 開頭的說話習慣,它來自于一個日本語氣詞。不是因為他受日本動漫影響,而是看了太多臟話,有了出口成 “臟” 的沖動,所以找了個差不多發音的詞來代替,“嘛” 在他那里等于 “媽的”。

曾經在審核崗位工作六年,楊陽覺得,審核這項工作說來簡單,其實也復雜。大體要求就那么幾項——涉政、色情、廣告。復雜之處在于,灰色地帶該怎么辦?

沒有人愿意把垃圾文章放出來,但怎么判定何為垃圾?楊陽剛入行兩三年時曾為此掙扎過。最初,他真想連帶賬號全砍掉,但后來覺得:用戶水平參差不齊,精英覺得價值不大的內容,“也許對另外一些人有意義”。他選擇把它們放出來,但降低推薦量。

而 “色情” 內容也未見得絕對界限分明。比如在短視頻平臺上,只穿比基尼大概率會被判定為暴露,但如果旁邊有一片海灘,又很可能被放過。再比如,裸體明確被禁止,但新生兒家庭想在短視頻分享喜悅,又需要謹慎判定。Facebook 也禁止用戶發布裸露內容,最明確的一條是 “不能出現乳頭”,但一些女性非常看重她們在公共場合母乳喂養的權利,她們的憤怒爆發了,最后平臺修改了相關政策,將母親哺乳列為 “裸露” 內容中的例外情況。

審核員除了是清道夫,也會被時代風向所塑造,他們一個 “習以為常” 的動作,也可能產生蝴蝶效應,成為時代的一部分。

劉坊對自己審核經歷最為驕傲的一件事情是,曾參與建立了 “自殺預警” 機制。知乎上每天有幾百人提問:想自殺怎么辦?劉坊知道,那些不是出于獵奇,而是一群人真的想找到答案。

“你會發現這個世界上的陰暗面、痛苦面是非常巨大的。只要聚集在一起,很容易積累人性陰暗。” 為此,他擴充了抓取關鍵詞詞庫,從一個詞 “自殺”,到以 “想死”、“不想活了” 兩個方向為延伸,收集了 30-40 個關鍵詞。系統抓到關鍵詞后,會先屏蔽該內容,然后鎖定用戶位置,審核員會視情況聯系當地警方。

不可或缺卻無人喜歡

不出問題時,審核員是隱形人;出了問題,他們又最容易被苛責。不會有用戶夸獎審核員審得好。

一位社區類產品的高層每半年與審核團隊的組長開一次線下討論會,探討如何調整審核規則,來保證社區氛圍的友好。他們的一位審核負責人每個月都會有關于女性內容尺度的討論會,分享上個月碰到的一些灰色案例,他感慨做出判定 “特別難”,特別是這兩年性別話題這么對立的情況下。

該產品選擇在灰色地帶 “一律用保護女性這條原則來操作”,即便這個原則有些時候會讓用戶更覺得氣憤,進而可能導致更對立。從平臺方角度,他們已經自認通過審核做了充分保護女性話題表達的動作,但這位高層說:“用戶對 ‘好’ 都是無感知的,大家會夸產品好、設計好、氛圍好等等,但從來沒人會夸審核好。”

工作成就感低,是所有從事內容審核的員工們不得不面對的職業危機。在互聯網大廠,這是一種風光之下的邊緣化——佩戴大廠工號牌的 “新一代富士康工人”,在所有崗位工作都變得精細、具體的背景下,審核員更是大廠藍領中的藍領。

Boss 直聘上的審核崗位薪資水平多在 5k 以下,有的學歷最低要求為大專。而到了非一線城市,大部分 B 站審核員月度考核能評為三星,在南京分部意味著 3200-4000 元的月薪;字節重慶審核員基本工資 2400 元左右,加上績效和加班費,可以賺到 4-6 千。

他們積累不下什么職業技能,也沒有上升通道。離開審核工作三四年后,章埕回顧北漂幾年的最大收獲,也許就是先后就職的兩家大廠讓他攢夠了一筆在老家買房的首付款。

審核崗位曾經也學歷內卷。2005 年 Facebook 招聘的第一位審核員是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黃修荔(化名)2017 年入職字節跳動一線審核崗,才幾個月,組里就來了一位利物浦大學碩士,后來陸續又有很多清華北大以及中國傳媒大學畢業生加入。她暗淡的普通二本的學歷,曾引發短暫的自卑:“我何德何能跟他們一起共事”。

在行業劇烈上升期,審核員的成就感很高。章埕是今日頭條十分早期的員工,入職時公司還不到 600 人,真的跟著公司一起成長。雖然審核比不了產品經理和技術開發,但他們也覺得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要。

那是今日頭條發展最快的幾年,名聲越來越大,公司的蓬勃給個體員工帶來成就感和優越感,他甚至覺得,在今日頭條上刷到一條下面署有自己作為審核員的姓名時,都真誠地有驕傲感。

公司那時也是全員創業的狀態,扁平、充滿活力。有一次中午打飯,張一鳴就站在他后面一起排隊,“完全沒有任何架子”。另一方面,工資漲得也快。章埕剛入職時是 4000 元,半年后就漲到 5500 元,2017 年離職時已接近翻倍。

聽了許多位審核員們的經歷,我們反而感慨章埕的成就感是那么的寶貴。

此后幾年,隨著各個公司審核系統的越發完善,對單個審核員的能力要求也越來越具體,在工位上按照規則執行就好了。全球范圍內的內容審核崗要求都經歷了標準大降低,審核團隊也從大城市遷往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區。

2012 年,Facebook 通過外包公司埃森哲在菲律賓馬尼拉建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內容審核中心,團隊成員從絕大多數是全職員工變為絕大多數是合同工。同樣的變化也在中國發生,騰訊、字節、快手、B 站等都把大部分審核團隊從一線城市遷出或交給外包公司,天津一度因此獲得 “內容審核之都” 的稱號。不過,近兩年,公司們覺得天津的成本還是高,開始把審核基地建立在濟南、西安、武漢、蕪湖、成都、重慶等經濟發展次一等、大學畢業生又多的城市。對審核員的學歷要求也層層降低,從海歸降到到一線城市一本,再到大專及以下學生,還有大公司的外包審核團隊招過高中學歷的。

字節跳動的兩次搬家,某種程度上體現出審核員境遇的落差。公司第一次搬到了中航廣場,審核團隊被安置在緊鄰的一棟樓里。章埕記憶中的最后一次搬家,審核部被要求獨自遷去了一個離總部或地鐵站都很遠的地方,審核員們頗有微詞。

郭晉一度相信自己可以憑努力獲得更好的待遇。他曾經三次參與內部競聘,但名額有限,且公司會直接通過招聘空降領導,他從未得到過更好的崗位。

即便在總部,章埕的職業路徑也沒寬多少。工作兩年后,他成為部門里經驗豐富的那一個,當同事們的審核結果產生爭議時,他可以作為裁判來決定誰審對了。這個 “資深小組” 有十人左右,雖說是晉升時優先考慮的對象們,但在職幾年,章埕他們并沒有得到任何競聘升值的機會,當年的老同事還留下的,早已屈指可數。

在公司里,一線審核員則處于鄙視鏈最下游,“同行們理解你的工作,但多多少少會看輕你。” 章埕說。審核組長、產品經理、運營、公關……好像各個部門的人,都能向審核員發泄情緒和施加壓力。

外包就更慘了,章埕在第二家公司時任管理崗,管理外包團隊,他深切感受到,如果有領導詬病某篇文章,或抱怨文章質量不行,壓力就會從大領導、部門總監、小組長層層施壓到外包團隊,又從外包團隊的領導層施壓到基層,指向具體員工。

每天監控審核后臺的工作量,章埕經常看到有外包員工在線審核 12 個小時——“12 個小時” 這個數值刺激不到他,事實上,他也偶爾有過這樣的加班狀態,但章埕看到的是,外包員工普遍是接近 “996” 的節奏,“他們是真的苦”。

技術不能替代審核員,但可以管理他們

王洹介紹,每個審核員都有每天的 KPI,數量是經過嚴謹測試后得出來的。每開設一條新業務線,公司會讓一位對該領域非常熟悉且能力最好的審核員進行 1-2 小時的審核,用他平均每小時的審核量 *0.75*8(小時),就得到所有審核員工需要完成的每日基礎 KPI。

王洹曾在審核管理崗的工位上看到過后臺監測系統,可視化圖表讓她印象深刻。每個小組和每個人都用柱狀圖來表示,記錄他們單位時間內的審出量,顆粒度精細到 5 分鐘。

其中一條柱子代表審核員單位時間內的審出量,旁邊一條柱子代表他昨天同時間段的審出量,還有一條柱子代表他上個星期的平均審出量。三條輔助,同步實時對比。如果數據差異過大,藍色柱子會即刻變紅。在系統后臺,一個個審核員變成了一個個 ID,超出系統設定的閾值,會觸發警報、彈窗機制,或彈出企業微信或釘釘的消息,還有的會將異常傳送給該員工的上級領導。

AI 的確能提升效率。2014、2015 年,今日頭條審核員退回每篇文章都要手打理由。后臺技術完善后,他們只需用鼠標勾選理由選項就行了。2016 年開始,機器可以自動審核通過一部分文章,其它自動退回給人工審核。

但 AI 永遠沒法取代人,今天的 AI 距離人類的智慧還有很遠距離。當人們感知到審核的存在,總會想方設法繞開固定的規則。能最快填上縫隙的不是算法,一定是活生生的人。

B 站一些用戶喜歡和秦崤玩貓鼠游戲,不斷修改或投稿同一條視頻,試探審核底線。最夸張的一次,有個 UP 主來回和他拉扯了 17 次。按照 B 站當時的規定,一條投稿如果兩次被退回,就會鎖定。這名 UP 主試圖發表的是一個動漫混剪,集合了至少五部 “18 禁動漫” 的片段。秦崤清楚地記得,對方一直借助視頻簡介向后臺的他示威,態度從憤怒、咒罵到哀求。被鎖定 5 次都無法發表后,他才作罷。

當紅流量明星蔡徐坤很讓秦崤頭大,雖然以前他對這位愛豆并無印象。B 站上蔡徐坤相關的視頻進稿量一度占全量的一成,他不得不在后臺適當限制流量,以防用戶被刷屏。粉絲和黑粉也會進行大量無用舉報,每次舉報最終都會傳導給審核員來處理,“實在是消耗人力” 他說。

2018 年 Facebook 整改時,人們發現其自主檢測的仇恨言論只占到了所有被標記內容的 38%,而有超過 60% 的內容需要靠用戶舉報來發現。一部分原因是,其人工智能系統仍然難以辨別言論中的仇恨情緒。馬克·扎克伯格在當時的國會證詞中,表達了將來使用 AI 清除仇恨言論的計劃:“我樂觀地認為,在五到十年的時間里,我們將擁有一些人工智能工具,可以深入了解不同類型內容的語言細微差別。”

計劃仍然是計劃。“哪怕到現在也是人工審核為主,機器審核為輔,永遠都會是如此。” 楊陽說。

在經濟下行的環境下,求職者多,好工作少。人們都知道互聯網大廠 “卷”,但比起別的公司,還是更能帶來一絲安全感。對于那些無法進入重要部門卻向往大廠的人來說,審核部門是一線希望。

他們的不安體現在社交平臺上:“XX 大廠的審核崗怎么樣?值不值得去?” 不過如果留意觀察,會發現這類帖子下大部分評論都是勸阻的聲音。

和審核部門打交道多了,王洹偶爾會看到他們候選人的簡歷,她瞄到過里面有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讓她一驚。有時候聽說很優秀的候選人來面試審核,一些同事會懷著好奇去圍觀一下。

一次,由于實在太不忍心一位候選人進來做審核,面試結束時,王歡私下加了對方的微信,旁敲側擊地告訴他這份職業的局限。王歡覺得自己只是把崗位的真實情況告訴求職者,而 “真實” 很難從招聘信息里直接得到。

招聘網站上,審核崗位會以各種名目出現,如內容質量管理、風控專員等,不了解互聯網公司的求職者難以辨別。郭晉求職前,看到招聘描述里,附有字節跳動公司的免費餐食、寬敞明亮的健身房、為員工提供的免費推拿等,很是向往。但直到入職,他才發現,照片里的良好環境是總公司員工才有的待遇,作為外包工,他所面對的只有一張張大桌子和 “扣扣搜搜” 的簡單零食。

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曾帶來一段較長的線上內容爆發期,秦崤累得一度想轉崗到其它部門,但組長以缺人為由拒絕。2020 年 5 月底加班結束后,走了一大批人,但新的去向要么是其它公司的審核崗,要么是回老家。

一位組員的離職,對當時作為代組長的仝立君來說是難以承受的壓力,因為組內每走一個人,組長個人就會被減一分,即便自己審核稿件的質量和數量再高,也挽回不了這一分為自己這一年的工作帶來的影響。

在被許多私信轟炸后,王落北問我們,為什么不能用機器解放人,讓年輕人找到一些更有價值的出路?

(除郭晉外,文中受訪人均為化名)

題圖來自 Minority Repor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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