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塑料袋三天覆蓋一個西湖、外賣盒一天堆出770個珠穆朗瑪峰”的說法或許危言聳聽，但據高校研究團隊調研發現2020年外賣中塑料垃圾重量約57.8萬噸到160萬噸。無害化處理160萬噸塑料垃圾約花費24.5億元，這些錢將由我們每個人所繳的稅費中支出。是時候對這一現象做出改變了。

文 | 樊博（fanbo@youngcaijing.com）

封面海報 | 童童 圖表制作 | 楊宥熙

編輯 | 王煒（wangw@youngcaijing.com）

沒人能準確知道一年因外賣產生多少垃圾。

“外賣塑料袋十五天可覆蓋一個西湖”、“一天扔掉的外賣盒可以堆出330多個珠穆朗瑪峰”，幾年前媒體曾用這樣的表述來形容外賣垃圾的可怕。若按照上述計算方法 ，2020年外賣垃圾已經變成“外賣塑料袋不到三天可覆蓋一個西湖”、“外賣盒一天可以堆出770個珠穆朗瑪峰” ^[1]。

YOUNG財經通過訪談、數據梳理、推算等方式發現，2020年全國外賣垃圾中塑料垃圾重量約 57.8萬噸~160萬噸 （因調研團隊的標準、方法、樣本等不同，推算方式見下文）。

無害化處理160萬噸塑料垃圾大約要花費24.5億元，費用將由我們每個人所繳的稅費承擔。除要求外賣商家按限塑令收取包裝費、打包費外，外賣平臺又做了什么呢？

在2020年10月舉辦的“社會企業與影響力投資論壇”上，美團青山計劃負責人管瀝稱，外賣垃圾占整體生活垃圾中廢舊塑料的比例只有4%，其中塑料成分占80%。管認為，外賣垃圾體量并非特別大，“不是一個大頭的廢棄物”。

為回應輿論對外賣垃圾污染的批評，2017年國內兩大外賣平臺美團和餓了么，分別推出了“青山計劃”和“藍色星球計劃”。這兩個計劃都標榜致力于 推動外賣行業環境保護問題的解決，做一些環保宣傳、研究，并在平臺端推出了 “是否需要配送餐具”的選項。

深圳市零廢棄環保公益事業發展中心理事長兼執行主任毛達對YOUNG財經評論，青山計劃以及藍色星球計劃帶來的實質性變化很少，更多的是公關宣傳向的，“給我們一個社會印象，好像他們做事（環保）很積極”，這種積極“麻痹了一部分人”。

■外賣平臺美團在2020年9月在北京朝陽大悅城推出的環保主題展覽

“（外賣垃圾）總體上趨于嚴重”，毛達這樣對YOUNG財經描述外賣垃圾的現狀。隨著疫情的爆發“大家對外賣的依賴度越來越高”，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人們對外賣垃圾數量及危害的麻木，這導致外賣垃圾造成的污染無法得到足夠的重視。

YOUNG財經通過梳理公開論文、報告發現，兩個高校研究團隊得出了2019年、2020年外賣行業塑料垃圾數： 一個調查顯示2019年外賣行業共產生約 54萬噸塑料垃圾，另一個團隊得出2020年共產生了約 160萬噸塑料垃圾。

深圳大學土木與工程學院副教授段華波和他的團隊，在2019年下半年面向外賣商家，騎手，消費者及平臺，在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和武漢6座城市開展調研，獲取了數千份樣本，對不同類型外賣的包裝重量進行了估算。段華波向YOUNG財經透露其調研和估算結果：2019年外賣行業共產生約90萬噸垃圾，其中塑料類占60.1%（約重54萬噸），紙類29%，木筷類8.3%，金屬類1.1%和其他類約1.4%，即塑料類54.09萬噸，紙和紙類26.1萬噸，木質筷子7.47萬噸，金屬類0.99萬噸，其他類1.26萬噸。

■2019年外賣垃圾總量成分圖 數據來源/段華波團隊 圖/YOUNG財經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溫宗國教授 2022年1月，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發表論文 [2] ，指出通過第一手調研，在重慶、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煙臺、成都、襄陽這8個典型城市獲取數百份樣本，估算 外賣行業在2020年共產生了160萬噸塑料垃圾。YOUNG財經聯系溫宗國詢問具體估算過程，未得到回應。

■ 2021年美團青山計劃為9位科學家、9個項目（綠色創新包裝項目6個，綠色回收再生項目2個，綠色供應鏈體系項目1個）頒發了獎項和獎金 圖自/美團青山計劃官網

管瀝口中“體量不算特別大”的外賣垃圾數據，來源是美團在2020年8月公布的《外賣行業環保洞察暨青山計劃三周年進展報告》，該報告專家顧問之一是溫宗國，報告大量使用了溫論文的內容。

■中國社會企業與影響力投資論壇2020年會分論壇《綠色消費之塑料循環經濟》線上直播，美團青山計劃負責人管瀝分享時認為外賣垃圾體量并不算大

外賣產生的垃圾難以統計，樣本、城市、餐飲習慣的不同，最終也會導致數據有很大的差別。

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教授告訴YOUNG財經，全國外賣垃圾總量估算難度很大，因為不同地域消費結構不一樣，最終產生的外賣垃圾也不一樣。

現有的研究通常是按照一定標準（如溫宗國團隊通過經濟規模、人口規模、餐飲產業規模等標準挑選了8個典型城市）選取典型的樣本城市估算全國的總量，這會導致不同團隊最終統計的數據差別大。

溫宗國在他的論文中指出，中國有超過兩百個城市有外賣業務，不可能逐一進行實地調研。關于產生多少外賣垃圾，最終只能由外賣平臺給出答案。

致力于推動解決塑料污染的環保機構“擺脫塑縛”的相關負責人對YOUNG財經表示，外賣垃圾數據應由外賣平臺進行統計，“商務部明確要求電商平臺加強對平臺內經營者減少、替代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宣傳引導，并對相關數據進行統計。”

擺脫塑縛相關負責人所指的規定，是《商務領域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報告辦法（試行）》，其中規定， 外賣企業應當加強對平臺內經營者減少、替代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宣傳引導。通過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報告系統，向所在地縣級商務主管部門報告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情況。

毛達對YOUNG財經說，數據公開是外賣平臺的責任，否則國家很難進行整體治理。

由于美團與餓了么未公布每年具體的外賣垃圾總量，YOUNG財經將按照溫宗國團隊與段華波團隊估算的外賣垃圾總量，分別估算出了處理這些垃圾的社會成本。

段華波團隊估算2019年共產生約90萬噸外賣垃圾，YOUNG財經根據易觀數據統計的外賣單量，2019年160.3億單和2020年171.2億單，由此 推算出了2020年，外賣垃圾為96.1萬噸，按塑料垃圾占比60.1%推算，則外賣中塑料垃圾約為57.8萬噸。

溫宗國團隊估算2020年外賣行業共產生160萬噸塑料垃圾。

■2020年外賣行業垃圾量

這兩個對2020年全國外賣垃圾估算量數據，分別相當于 2020年長沙城區居民1年零8個月和 5年的塑料垃圾產量。 [3]

YOUNG財經大致算出了外賣垃圾帶來的社會成本。這些成本包括：生產外賣包裝的碳排放成本、外賣垃圾收集清運處理費用、給人帶來的健康損失。

1）外賣垃圾碳排放成本

想要分析一件產品究竟對環境有多大的影響，業內公認的方法是對該產品進行生命周期評估（life-cycle assessment），即分析一項產品從生產、使用到廢棄或回收再利用等不同階段所造成的環境沖擊。

這樣做的原因在于，產品造成的污染與碳排放存在整個產品的上下游，“塑料包裝的污染不僅存在于使用完扔掉這個過程，還存在于整個產業鏈，它的污染是分散的。”廣東工業大學生態環境與資源學院特聘教授周雅這樣向YOUNG財經解釋。

以PP（聚丙烯）餐盒為例，PP餐盒的生產從石油開采開始，原油經萃取后首先要經過蒸餾，輕油采用常壓蒸餾、重油使用減壓蒸餾。蒸餾后的產物經過蒸汽裂解得到丙烯，產物丙烯經過純化后聚合得到最終產物聚丙烯。聚丙烯的母粒在筒體和螺桿的作用下熔融擠出，經輥壓作用壓延形成片材，片材經過適當模具二次沖壓成型得到不同大小和形狀的餐盒。整個過程都在產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廢物，以及消耗能源。

想要計算一份外賣包裝垃圾造成的碳排放，就必須計算外賣包裝的生命全周期造成的碳排放，這包括外賣包裝的生產，外賣的配送過程，以及外賣包裝的無害化處理三部分。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對YOUNG財經表示，污染估算要劃好邊界，“邊界的選取是很重要的，你選擇某一個環節去看這個問題，還是從全生命周期去看，它的影響最后是不一樣的。” 這意味著，若要測算出一個經得起推敲的數據，需要嚴格劃分好邊界，不同邊界的劃分，會造成生命周期評估的結果大為不同。

段華波對YOUNG財經稱，他們團隊通過估算的垃圾量進行生命周期評估，算得2019年外賣垃圾的碳排放為兩三百萬噸，但他同時強調，這一數據可能偏高。如果保守估計，按200萬噸碳排放量，再以剛成立不久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機構3月3日收盤價57.9元計算，這部分碳排放的價格為1.16億元。若按成熟的碳排放交易市場歐盟2月28日的碳交易收盤價82.21歐元計算，200萬噸碳排放的價格為1.64億歐元（約合人民幣11.48億元）。

溫宗國團隊估算的2020年外賣行業塑料使用量為160萬噸，由于無法確定邊界，YOUNG財經無法使用該數據進行推算。但溫測算2019年北京一份外賣訂單的環境影響時，測得 北京一份外賣產生97克的包裝垃圾和680克的碳排放當量^[4]，按該數據計算，則2020年全國外賣行業的碳排放為千萬噸級別。

2）無害化處理成本

數億消費者所造成的以百萬噸計的外賣垃圾，最終絕大部分將會進入填埋場或是焚燒廠進行無害化處理。

有多少外賣餐盒被回收，無人知道準確的數字。

劉建國對YOUNG財經表示，他參加循環經濟協會和物資再生協會調研時，被告知有將近40%的PP餐盒會被回收。深圳大學土木與交通工程學院副教授段華波告訴YOUNG財經，他們團隊調研時發現，外賣餐盒被回收的比例很少，但并未統計具體數字。

擺脫塑縛的負責人對YOUNG財經介紹，目前的外賣餐具回收仍存在難度。“外賣包裝廢棄物因與食物直接接觸，含油多，且多有食物剩余， PP材質餐盒的回收若要加上清洗成本則其經濟效益將大打折扣，回收率遠比不上PET塑料瓶。外賣中的紙包裝被油脂污染后難以清洗，基本不被回收。”

除了直接焚燒填埋，一些地方雖然會將外賣垃圾視作餐廚垃圾，與殘余食物一同進入餐廚處理廠提取油脂，但是海寧綠動海云環保能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滄海告訴YOUNG財經，由于提取過油脂的垃圾殘渣高油高鹽，無法堆肥形成肥料用于農業或者林業。當地的餐廚處理廠會將包括包裝袋和外賣盒在內的殘渣打碎之后脫水，送到焚燒廠焚燒。

在上述美團報告中稱“絕大部分外賣垃圾隨生活垃圾進入焚燒或填埋系統”，所以本次按照外賣垃圾將全部進入無害化處理，也就是全部被焚燒或填埋來推算。

根據2020年城鄉統計年鑒，2020年，中國生活垃圾焚燒率為62%，填埋率為33%，其他方式約占5%。由于外賣主要集中于大城市，大城市一般焚燒率較高，所以本次將按照外賣垃圾65%焚燒，35%填埋計算。

填埋和焚燒的社會成本包括：收集、清運生活垃圾成本，垃圾處理費用，政府對垃圾處理企業的各類補貼，以及垃圾處理造成的居民健康損失。

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宋國君教授在《干旱區資源與環境》發表名為《城市生活垃圾填埋處置社會成本核算方法與應用》，計算北京生活垃圾的填埋成本，測得2012年北京每噸生活垃圾收集成本為1530.7元，并折算2015年該費用為1620.62元。

■生活垃圾管理個環節成本 信息來源/宋國軍 制圖/YOUNG財經

2017年，宋國君團隊在《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發表《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方法與應用》，測算2015年北京生活垃圾焚燒成本。在共有三座垃圾焚燒場的情況下，測得北京每噸生活垃圾焚燒的社會成本為2253元。其中包括763.99元的健康損失（健康損失僅計算二噁英造成的癌癥死亡情況，毛達告訴YOUNG財經，外賣垃圾本身焚燒并不會產生二噁英，但由于進入生活垃圾系統成為混合垃圾，無害的垃圾也變得有害）。

■生活垃圾焚燒系統及社會成本核算邊界 數據來源/宋國軍等 制圖/YOUNG財經

上述產生的三類成本中， 政府補貼將由國家或地方財政承擔，收集轉運費用將由地方政府公共財政承擔，健康損失則最終會通過醫保轉嫁至醫保基金。

宋國君對YOUNG財經表示，發表報告后，他沒有繼續測算后續的垃圾處理成本。 所以本文以宋國君測算北京2015年焚燒成本、填埋成本的方式，推算2020年外賣垃圾的無害化處理成本。

按段華波團隊數據折算2020年外賣垃圾96.1萬噸計算，則有62.465萬噸被焚燒，33.635萬噸被填埋。焚燒將產生9.3億元的政府補貼、收集轉運費用，4.77億元的健康損失費用，填埋將產生5.45億元的收集轉運處理費用。 這意味著最終將有14.75億元的成本由地方財政或國家財政承擔，若是算上健康損失，則為19.52億元。

按溫宗國團隊估算的2020年塑料垃圾160萬噸計算，則有104萬噸被焚燒，56萬噸被填埋。焚燒將產生15.49億元的的政府補貼、收集轉運費用，7.95億元的健康損失；填埋將產生9.08億元的收集轉運處理費用。 這意味著2020年有24.57億元的社會成本由地方財政或國家財政承擔，算上健康損失，共為32.52億元。

2020年美團公布其凈利潤為31.2億元，餓了么并未公布相關數據。

事實上，上述計算成本與實際成本存在較大的差距，一方面物價上漲，另一方面則是宋國君僅計算只有三座焚燒廠工作時的社會成本，現如今大多數城市的焚燒廠的數量都超過三座，造成的社會影響會大幅增加。 宋國君曾在2017年發布過一份《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引發了不小的爭議，稱在11座焚燒廠運行的情況下，2018年北京垃圾的焚燒社會成本將會達到6250元/噸。

除此之外，上述成本還未包括因建造焚燒廠而導致周邊房價下跌的損失，多數居民反對建設焚燒廠的原因中，都包含了害怕影響房價一條。

除碳排放及垃圾清運過程中造成的社會成本，根據溫宗國上述論文，外賣包裝在全生命周期造成的污染還包括廢棄階段填埋造成的滲濾液，生產階段中排放水污染物和大氣污染物可能導致水體富營養化、誘發酸雨，這些最終都會造成社會成本的損失。

此外，配送過程造成的電動車廢棄電池也會帶來土壤和水體污染。根據溫宗國論文，每份訂單的配送路程平均約為2公里，以2020年171.2億單計算，則2020年騎手的配送里程為342.4億公里。假設全部采用電動車配送，根據中國自行車協會2021年發起的《外賣專用車第1部分：外賣電動自行車》（征求意見稿），外賣電動車報廢的標準是10萬公里，則2020年共報廢34.24萬輛電動車或電瓶，這些電瓶將會有一部分被丟棄在環境當中，對土壤與水造成難以修復的污染。

塑料本身也會對人的健康產生威脅。周雅對YOUNG財經表示，外賣垃圾對人健康的傷害，很大一部分難以量化，“包裝垃圾廢棄之后的污染是最受關注的，這些塑料可能會在環境中泄露，進入水體或者說海洋里，人最終又通過食物鏈將這些塑料攝入體內，這個影響很大，但是整個過程又會受其他的因素影響，很難將其他因素都規避掉，單單計算外賣包裝的影響。”

外賣垃圾中較輕的成分，如塑料袋，可能泄露到環境，繼而隨著水體排放到海洋中。其對于海洋的影響，亦難以準確計算。世界自然基金會曾發布報告，稱2019年共生產2.576億噸的廢塑料，將會在其生命周期對海洋生態系統服務產生3.142萬億美金的成本，這意味著每噸廢塑料將會對海洋生態系統服務產生約1.2萬美金的成本。但外賣垃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們仍然難以量化。

根據本文的兩個計算結果，2020年外賣垃圾的部分社會成本高達19.52億元或32.52億元。按照業內公認的誰污染誰負擔的原則，這部分社會成本應該由消費者，外賣平臺，商家共同承擔，但現實與這一原則仍存在較大差距。

1）外賣平臺和商家淺嘗輒止

商家的環保措施往往與外賣平臺息息相關，外賣平臺的環保措施都需要通過商家來實現。2017年8月31日，美團發起青山計劃；2017年9月6日，餓了么發起“藍色星球計劃”，以下將列出美團與餓了么部分工作。

美團方面，2017 年 9 月，美團外賣設立“青山計劃專項基金”，先期投入 300 萬資金。截至 2020 年 8 月，青山公益行動共捐出善款 1400 萬元；截至2021年8月，青山計劃累計投放超過3000萬個全生物降解包裝袋，超過100萬個紙質餐盒，超過1萬支全生物降解吸管。

餓了么參加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本次亞太區域食品安全會議在線研討會時，公布了藍色星球計劃的部分成績：截止至2020年7月底，餓了么聯合回收平臺一共回收了外賣塑料390公斤，減少的碳排放約為585公斤。2021年6月，餓了么宣布啟動碳中和項目時，稱截至2021年3月底，餓了么累計已送出無需餐具訂單近6.5億單。

數字永遠是最誠實的。兩大外賣平臺展示的數據，與外賣產業所產生的外賣垃圾相比，微乎其微。

除了所做實質性幫助不多，擺脫塑縛相關負責人還觀察到，外賣平臺正推廣無紡布包裝袋代替塑料袋，但根據英國環境署所發布的報告，無紡布的碳排放，是普通PP塑料袋的11倍，這意味著同一個無紡布，需要重復使用11次，才能夠真正達到減碳的效果。但通常，無紡布與塑料袋一樣，僅使用一次。這意味著，推廣無紡布，反而增加了污染。

2）消費者為外賣餐盒垃圾承擔了部分社會成本

事實上，按照誰污染誰負擔原則，由于消費者是排放主體，也就成了外賣垃圾污染的第一責任人，這意味著消費者需要為外賣包裝付出足夠的垃圾處理成本。

那消費者為外賣包裝付出了多少呢？

YOUNG財經作者在兩個外賣平臺選取溫宗國團隊論文所選取的8個城市（襄陽、煙臺、重慶、成都、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定位在以“環保”字樣搜索到的第一個建筑物，共選取了240家店鋪，以價格達到起送價、商家套餐為點餐原則，統計得240家店鋪的包裝費為463.52元，平均每份訂單為1.93元。根據易觀數據，2020年，我國共產生了171.2億外賣訂單，則名義上消費者為外賣包裝共付出330.4億元。事實上，也存在部分商家因平臺抽成壓力，有意提高包裝費的情況，但這并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

由于溫宗國團隊所估算的數據并未列出全部數據，無法計算全部餐盒價格。故下列計算僅針對段華波團隊數據，其中塑料按照650mlPP餐盒計算，紙盒和紙類按照一半5號牛皮紙餐盒，一半700ml紙漿模塑餐盒計算，金屬按照680ml鋁箔餐盒計算。

塑料：650ml餐盒PP餐盒，重23g，則2020年外賣行業共使用251億個650ml外賣餐盒，在某購物平臺上，不同品種650ml的餐盒的價格從76元300個到92元300個不等。我們按照每個餐盒0.3元計算，則2020年外賣行業塑料餐盒的成本為75.3億元。

紙和紙類：在某購物平臺，100個5號牛皮紙餐盒價格為43元，一個重30g；700ml的紙漿模塑餐盒的價格為31元50個，重量為300個約為8千克，以每個27g計算；則2020年外賣行業共使用46.5億個牛皮紙餐盒，51.7億個紙漿模塑餐盒，成本為52.1億元。

筷子：在某購物平臺上，2000雙帶牛皮紙包裝的筷子重17.3千克，售價為278元。按照每雙筷子6g計算，則2020年外賣行業共使用133億雙筷子，成本為18.5億元。

鋁箔餐盒：在某購物平臺上，價格為0.59元一個，重約10g，則2020年外賣餐飲中，共使用10億個鋁箔餐盒，成本為5.9億元。

■20 20年外賣餐具成本 據公開資料推算數據 制圖/YOUNG財經

通過上述測算，2020年外賣行業包裝成本約為151.8億元，與測算的消費者所付出的餐盒費約有180億的盈利空間。這意味著，消費者可能為外賣包裝付出了高于公允價值的成本。

3）外賣垃圾處理成本不應轉嫁給消費者稅負

業內認為，解決塑料問題，最佳的途徑是減量。而從這個原則出發，外賣行業依靠包裝能獲得近百億的盈利，或許是外賣包裝越來越多的原因之一。

2008年，禁塑令通過提高包裝袋的使用成本，減少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從而達到垃圾減量的效果。但外賣行業的特殊之處在于，一份外賣必須要使用餐盒、包裝來保護食物，提高成本無法調節消費者的購買欲望，所以應該反過來降低商家過度包裝的欲望。

“餐飲企業和外賣平臺實際上正靠售賣餐具賺差價，這是不合理的，反而鼓勵多用餐具”，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律師袁劍瑜這樣向YOUNG財經解釋，“ 外賣平臺催生了更多外賣需求，產生更多的外賣垃圾，平臺應當要承擔責任起社會責任”。

袁劍瑜此前曾在《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發表《外賣塑料餐盒的環境資源法律規制——從限塑令到餐盒費》，提出應采用庇古稅來限制外賣餐盒的使用。

“庇古稅是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概念，本質是采用稅收的方法矯正負外部性。環保稅符合庇古稅的性質和特點，可以看作是一種典型的庇古稅，”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財經大學政府預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這樣對YOUNG財經解釋庇古稅的含義。

庇古稅應用到外賣餐盒，意味著餐盒費應當包含一部分處理成本。

“我們支付的餐盒費的價格實際上是超過餐盒費本身的社會公允價值的，我認為應該對這超出的部分要征一部分的稅”，袁劍瑜這樣向YOUNG財經解釋她的觀點。

西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丁巖林副教授同意這種思路，他將之與我們所交的自來水費做對比。“我們現在污水處理費，就是從水費里收的。自來水費用中，其中有一部分是固定的污水處理費，這個由物業或者是自來水公司代收，代收之后上交國家”。

對外賣包裝征收庇古稅，實際上就是征收一種環保稅。但外賣并不在環保稅的征收范圍，“我國目前的環境保護稅規定，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事業單位和其他經營者，為環保稅的納稅人，消費者是外賣餐盒的購買方，其用餐后向環境排放廢棄餐盒，但不是環保稅規定的納稅人，不需納稅”，王雍君這樣向YOUNG財經解釋。

與此同時，業內認為，由于排放者眾多，執法難度大，且對于塑料餐盒焚燒、填埋所造成的污染，難以確定侵權主體，舉證難度大，導致現有法律難以約束外賣垃圾的棄置。

但外賣平臺作為互聯網企業，有著解決上述難題的優勢。袁劍瑜對YOUNG財經表示，由平臺來整合上下游最合適，“只有平臺來歸集是最好的，他們有數據統計，而且從每一單里面收錢，效率也很高”。

外賣垃圾屬于生活垃圾的一種。丁巖林對YOUNG財經解釋了生活垃圾與外賣垃圾的不同，生活垃圾并沒有普遍采用“誰污染誰負擔”的原則，因為監督管理體系的制度建設的成本或許遠高于治理費用。生活垃圾的處理，采用的是共同負擔原則，也就是通過國家出資，政府出資的方式，通過稅收，通過財政來進行治理。

但對于外賣垃圾，“如果制度成本不高，可以做到污染者負擔”，丁巖林也向YOUNG財經解釋了外賣垃圾“誰污染誰負擔”實現的可能性，“如果對每一份外賣征收一定的費用，用于垃圾的治理，相對來說更容易一些”。

袁劍瑜與丁巖林都向YOUNG財經指出，庇古稅的收取，最終會轉嫁至消費者。但目前消費者面對的問題卻是，外賣消費者一方面通過共同負擔為外賣的處理付費，另一方面又通過高出公允價值的方式間接付出社會成本。

“（高出公允價值）這部分差額應該包括了一部分消費者使用餐盒排污而產生的社會不利后果，不應該最后再轉嫁給消費者稅負了”，袁劍瑜對此這樣評價。

一位餐飲從業者對YOUNG財經介紹，外賣平臺按照訂單總價抽成，其中也包括了包裝費，這意味著消費者因餐盒排污所支付的數十億處理費，卻成為了外賣平臺與商家的盈利。

盡管外賣垃圾越來越多，但并非不可控制，我們首先要走出思想誤區、排除一些錯誤選項。

1）可降解材料是解決方案嗎？

在某采購平臺上，YOUNG財經搜索生產環保餐盒廠家共有647個結果。這些生產廠家供應的餐盒除常見的PP塑料外，也有“環保鋁箔餐盒”、“可降解麥秸稈甘蔗漿餐盒”、“紙漿餐盒”以及標著“源自自然回歸自然”的“玉米淀粉降解餐盒”。

YOUNG財經以餐飲業主的身份向數位不同材質的餐盒生產商咨詢，一位涿州的生產商告訴YOUNG財經，他們主要向大型連鎖餐飲品牌供應PP塑料餐盒，這些餐廳的體量在連鎖數量60家以上。

“像最近比較火的那個麻辣燙牌子，他們就是用PP塑料餐盒”。在被問及是否有可回收、降解的餐盒時，負責人說那些餐盒都不能降解，包括玉米淀粉餐盒，“很多玉米淀粉餐盒說是能降解其實也不達標，它里頭含有一般的塑料成分”。

山東的一家可降解包裝盒的生產商告訴YOUNG財經，他們主做玉米淀粉餐盒，“所有的玉米淀粉餐盒都含有PP膠，否則沒法成型”，但是她表示其產品符合降解標準。

在這些餐盒廠商中，還有不少做鋁箔類餐盒的廠家，昆山的一位生產商對YOUNG財經說，鋁箔餐盒這兩年肉眼可見地在增長。在這些成交客戶和咨詢客戶中，從最開始北京、珠三角、長三角這些沿海發達城市，一直到現在內陸大中型城市的餐飲企業都開始采購和咨詢鋁箔包裝盒，比如武漢、鄭州等地。

“一方面是餐飲品牌高端化要求，像一些做招牌菜、私房菜，高端菜品的餐廳都會選這種。一方面是國家限塑令”，這些鋁箔在環境中可以降解但周期較長，該廠負責人說“不等降解就被收走了，鋁算是貴金屬可以循環再用的”。鋁箔餐盒的成本高，相同規格的鋁箔餐盒成本大約是PP注塑餐盒的3倍左右。

“可降解餐具”是許多人心中以為的外賣垃圾優質解決方案，兩大外賣平臺亦做了相關嘗試，不過這種想法或許進入了一種誤區。“ 垃圾造成的危害重點在于規模，在總量，不在于材料，可降解會給人一種誤解，讓人覺得他這個行為是可以接受的”。毛達對YOUNG財經如是表示，他認為消費者和平臺并沒有樹立正確的環保觀念，這或許會造成一種類似于反彈效應的現象，消費者因購買可降解材料，導致點外賣的頻率增加，從而產生更多的外賣垃圾。

毛達對可降解材料的消極看法，來源于外賣垃圾巨大的總量，處理以百萬噸計的垃圾，無論在哪個環節都是一個難題。

可降解材料替代方案難以實施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中國對可持續材料的處理并不完善。

"可降解材料是特殊的，要達到減碳減污的效果，可持續材料的生命周期必須閉環，需要有特殊的收集渠道和處置設施，目前我國幾乎沒有城市有這樣的條件，回收人員無法區分可降解材料，無法有效分類，很多地方也沒有專門的處理設施，最終處理方法仍然是焚燒和填埋。" 擺脫塑縛也認為可降解塑料仍存在較多爭議，“根本原因是目前可降解塑料要發揮其“可降解”的特性存在較多挑戰，如需要將廢棄的可降解塑料分類送往能實現堆肥處置的設施中，才能實現完全降解，這在國內垃圾處置設施還很難實現。而如果不能發揮利用其“可降解性”，則其與一般的不可降解塑料在環保上難分高下”。

可持續垃圾的降解，對于外部環境條件非常苛刻，需要在一定的溫度，一定的濕度，一定的填埋深度，用特定的微生物幫助分解。而這本身也帶來了處理的難度。

江南大學食品工程學院副教授繆銘對YOUNG財經表示，單單去講可降解，意義也不是很大。“我認為這不太適合我們的國情，一方面，我們國內的土地比較復雜，很難有這么多土地可以堆肥。另一方面，我國不同區域，東部跟西部，南方跟北方，環境差別巨大，這導致可能在一些地方，可降解材料根本不能降解，比如說在新疆，那邊很干燥，土里面沒有水分，沒有微生物存在，那可降解材料也不能降解。”

周雅也對YOUNG財經表示，可降解不應該成為最終的解決辦法，“可降解材料可能是一種過渡的策略，但也不是說我們全部放在一個籃子里，我覺得應該可以在多個點上都允許他們去探索”。這個觀點與擺脫塑縛一致，“要解決廣量的外賣包裝廢棄物仍需采取多元的措施”。

除技術，商業層面的可行性也是一個問題。在生產環節，可降解材料如PLA（聚乳酸）的價格，是PP的十倍有余，且PLA、TPS（熱塑性淀粉）等可降解材料的總產量無法滿足外賣行業的需求，2019年全球PLA的產量僅為25.5萬噸。在回收層面，相比于不可降解的塑料，可降解塑料本身幾乎沒有商業價值。

2）外賣包裝廢棄物的多元解決措施

在YOUNG財經與多位專家的交流中發現，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簡稱為EPR制度）被多次提起。研究者們認為 對于外賣平臺而言，承擔外賣垃圾處理責任的理論根據應該是EPR制度。

EPR制度指生產者應承擔的責任，不僅在產品的生產過程之中且要延伸到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特別是廢棄后的回收和處置。

劉建國很早就公開提倡外賣行業采用EPR制度，他對YOUNG財經表示，商家與外賣平臺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不管是平臺還是餐飲的企業，不能只在這個當中賺了錢，然后 把這種廢物的成本處理都外部化，就成了全社會來幫你買單，說白了還是政府來買單，這樣其實是不合理的”。

對于如何解決外賣垃圾，建立完善的回收系統是重中之重，但這個過程仍需要很多探索。

“回收體系的建立需要該回收物的回收價值（經濟價值）得以顯現出來，產業鏈的上下游需要打通。前端需要做好垃圾分類的工作，增加進入到回收鏈條當中的餐盒數量。同時需要優化清洗工藝以降低該過程成本，探索更優、更多的再生路徑，以滿足更多的下游生產原料需求，提升回收價值。”擺脫塑縛相關負責人這樣對YOUNG財經解釋。

■印度外賣平臺Dabbas 在倫敦小范圍嘗試使用可回收金屬餐盒，這個靈感來源于孟加拉國傳統的送外賣方式，這個盒子當地人成為Dabba. 圖片來源/dabbadrop

在外賣平臺之外，一些有趣的嘗試正在進行，一些理念也在不斷完善。周雅團隊正在逐漸推廣循環餐具體系，與商家合作，并在高校設立餐具回收點，目前已有60多所高校使用循環餐具。

■奧北環保公司設立的可回收物自助投放點

成都奧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專做垃圾回收的環保公司，北京分公司項目經理張琳向YOUNG財經介紹，通過設立自助投放點引導居民參與可回收垃圾分類投遞，塑料餐盒也屬于可回收物品，會被劃分為硬質塑料回收。用戶端將餐盒清洗、把餐盒裝進奧北回收袋、把裝滿的回收袋送到自助投放點，奧北公司會到自助投放點收運滿袋、滿袋在分揀廠進行稱重和返現、餐盒等塑料垃圾一起銷售給后端處理企業。繆銘的團隊正嘗試將茶渣、甘蔗渣制成紙袋、蓋子，也在嘗試通過微發泡等方式使材料輕量化，從而達到垃圾減量的效果。

擺脫塑縛的負責人說，外賣包裝廢棄物相關的問題較為棘手，仍需外賣平臺加強與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配合，與各利益相關方合作，引領廣大商家做出行動改變，共同解決。

我們是時候該行動起來了。

[1]770座珠峰為估算大約體量，此前媒體曾稱"據三大外賣平臺數據估算，2017年全年在線餐飲外賣用戶規模3億人左右，而三大外賣平臺日訂單量總和在2000萬單左右。另一方面，餐盒的數據也是觸目驚心，有環保組織計算平均每單外賣消耗約3個餐盒，每天約產生6000萬個廢棄餐盒（杯），按照一個外賣餐盒5厘米高度計算，一天的外賣餐盒使用量堆起來可達到330多個珠穆朗瑪峰的高度" ，根據易觀數據的數據，2020年共有171.2億單外賣訂單，平均每天4690萬訂單，依照單量變化，可推算得一天外賣餐盒堆起來可達770座珠穆朗瑪峰。

[2] 論文標題為：Mapp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policy effectiveness of takeaway food industry in China.《中國外包裝物環境影響和政策有效性分析》

[3]據長沙生態環境局公布的數據，2020年長沙城區一年的生活垃圾產生量為257萬噸，根據同濟大學在2017年參與編寫的《中國城市生活垃圾中生物質組分的回收和利用研究》，我國城市生活垃圾中，塑料占比為13%，按照這個比例計算，2020年長沙城區居民共產生33.4萬噸的塑料垃圾，意味著2020年外賣產生的塑料垃圾量，超過長沙城區居民20個月的量。若是按照溫團隊的估算，則意味著2020年外賣行業產生的塑料垃圾與長沙城區居民5年的塑料垃圾產生量相當。

[4]數據來源為：《基于行業全產業鏈評估一份外賣訂單的環境影響》

YOUNG財經聯系專家學者名單：

深圳市零廢棄環保公益事業發展中心理事長兼執行主任毛達

深圳大學土木與工程學院副教授段華波

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教授

“擺脫塑縛”的相關負責人

廣東工業大學生態環境與資源學院特聘教授周雅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

海寧綠動海云環保能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滄海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宋國君教授

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律師袁劍瑜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財經大學政府預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

西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丁巖林副教授

江南大學食品工程學院副教授繆銘

成都奧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項目經理張琳

關鍵詞： young 塑料垃圾 外賣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