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5年“中國第一打假人”王海出現至今，打假行業幾經沉浮，打假者時而被奉為“英雄”，時而被貶為擾亂市場秩序的“謀利者”。

盡管那些不懂法、也沒有學習法律能力的打假者最終會被市場再次淘汰，但他們的行為實質上已透支了打假群體的信譽。

（資料圖片）王海。圖/IC

職業打假江湖

本刊記者/李明子

2021年春天，全職打假6年的彭博決定搬到上海，他離開的理由是原本所在城市的法律環境似乎不那么支持打假了，具體表現在一個個官司上，是敗訴越來越多，勝訴越來越難。

職業打假人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為武器，通過知假買假的方式，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假貨”銷售者或生產者支付一倍、三倍甚至十倍賠償。從1995年“中國第一打假人”王海出現至今，打假行業幾經沉浮，打假者時而被奉為“英雄”，時而被貶為擾亂市場秩序的“謀利者”。

2022年初，來自廣東省湛江市徐聞縣的職業打假人陳之強再次把這個群體推上風口浪尖。陳之強號稱“中國年齡最小職業打假人”，從18歲“出道”到“成名”僅用了一年，打了800多場官司，獲利十余萬元。2021年底，徐聞縣法院給陳之強寄出一份《民事裁定書》，認為其行為已構成了對訴訟權利的濫用。這份《民事裁定書》還提到，徐聞縣公安局已于2021年12月16日立案，決定對陳之強涉嫌敲詐勒索案進行偵查。

“從我們看到的案例來說，陳之強這個小孩不是在打假，他是瞎打。” 王海戴著標志性墨鏡出現在北京東四環邊的一間茶館，提及這個案件，他這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22年1月，在公開課直播中，王海也聊到過陳之強案，那場直播的標題是《假打是違法犯罪，故意瞎打也是假打》。王海進一步說，陳之強針對一款不存在任何進口原料的食品，要求商家出具“入境貨物檢驗檢疫證明”和“產品質量檢驗合格證書”，這不是瞎打嗎？

“打假本身并不復雜。”今年已49歲的王海將打假定義為“一種應該得到獎勵的志愿監督行為。”從他開始打假至今27年，關于打假者身份如何界定，是否屬于消費者，是否應該被法律保護從而獲得加倍賠償，諸如此類的討論不絕于耳。在王海看來，沒有新鮮事兒，只要假貨還在，打假人就不會消失。

“消法”追隨者

1996年3月6日下午，一位裝扮怪異的男子走進中央電視臺演播室。他頂著短發頭套，鼻梁上架一副茶色墨鏡，嘴巴上下粘著極不協調的一字胡和山羊胡，身穿松垮的藍色毛衣和黑色長褲，在一眾西裝革履的嘉賓中，顯得格格不入。

當晚新欄目《實話實說》首播，第一期是趕在“3·15”之前錄制的特別節目《誰來保護消費者》。開場熱議許久后，主持人崔永元才將這個“瞧不出真身”的男子請出，他就是當時備受爭議的“職業打假人”王海。之所以這副打扮，也是出于安全考慮，王海怕被認出后“胖揍”。

上世紀90年代初，市場上假貨遍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的起草勢在必行。《消法》主要起草人之一、民法專家河山建議引入“懲罰性賠償”，他在《論“缺一賠十”的懲罰性賠償思想》一文中寫道：將懲罰性賠償的法律武器交給廣大消費者，動員億萬群眾與偽假商品做斗爭，并使之得以實惠，就能對偽假商品形成“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使其無處藏身。

1993年10月31日，《消法》通過全國人大審議，并于次年1月1日起實施。其中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新法實施一年多以后，從山東青島來北京跑銷售業務的王海，偶然看到一本介紹《消法》的小冊子，并被其中“加倍賠償”的條款所吸引。隨后，王海在北京各大商場橫掃假貨，包括假“金利來”禮盒、假“皮爾·卡丹”錢包、假“左丹奴”腰帶，然后通過協商或到工商局投訴的方式，獲得賠償。1995年12月，王海被中國消費者協會頒發了中國第一個“消費者打假獎”，獎金5000元。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認為，懲罰性賠償制度調動了消費者與商家開展法律斗爭的積極性，培育了一大批勇于維權的聰明消費者，從而優化了消費環境。

為鼓勵消費者拿起懲罰性賠償的法律武器，河山也親自下場“知假買假打假”。1996年4月24日和5月10日，他先后在一家商行購買了兩幅假冒徐悲鴻作品的國畫，共計2900元，后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將起訴狀遞交北京市西城區法院。三個月后，法院判決被告退還河山購畫款2900元，同時賠償2900元，并支付河山律師費224元和交通費10元，以及案件受理費242元。

“這是全國首例法院判決疑假買假消費者勝訴的案例，在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劉俊海是當年河山打假案的代理律師，他表示，這份判決明確認定了知假買假者和疑假買假者也是消費者。

在王海和河山的帶動下，全國涌現出一批“職業打假人”。1997年，重慶某局執法官員葉光辭去公職，下海打假，經辦過水貨手機、劣質白酒、性病游醫和假冒輸液器等著名案例；北京的楊連弟，曾把麥當勞、高露潔、黃金搭檔等多個知名生產商或廣告商告上法庭；經商多年的劉殿林從1998年開始跟隨王海打假，后來在打假人備受質疑時，在廣州成立咨詢公司，開始與企業、執法部門合作打假。

時年23歲的趙建磊正好在北京一家媒體的“3·15”熱線欄目工作，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1990年代是中國消費者的覺醒期，那時打假人被稱為“英雄”，他能叫上名字的就有一二十個。

2000年，趙建磊逛街時發現一家大商場堂而皇之銷售盜版VCD，他曾因消費者投訴調查過同款產品，文化部和出版社都表示沒有出版過該光碟。趙建磊順手打了個假，最終商場賠償2000元。兩年后，趙建磊辭去工作，自己開辦文化公司接項目，兼職打假。

也有打假者敗北的案例。2003年12月，號稱“假藥克星”的山東打假人臧家平因敲詐勒索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處有期徒刑3年。

分化

就在職業打假興起的那些年，另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便是“食品安全”，其引發的社會關注在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時達到頂峰。

2009年2月28日，《食品安全法》獲高票通過。其第九十六條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

“10倍是什么概念？一買一賣，10倍利潤，而且還不違法。新法出臺后，打假從業人數呈現出幾何級爆發。”趙建磊回憶說，他自己也是從那之后開始將更多精力放在食品打假領域。

找假貨、購買、調查、維權，這些活動構成了趙建磊曾經的打假日常。他指著復興門外大街上的長安商場回憶說，打假最火熱的那幾年，在一些大商場，從保安到導購都認識他，他只能委托團隊成員或雇人買假貨。

在趙建磊看來，2009年后的七八年是職業打假的黃金期。為減少后續協商環節不必要的麻煩，趙建磊傾向去挑大品牌的錯，比如可口可樂公司，只要發現問題商品，基本都能獲得賠償。那些年，打假圈里靠一單假貨獲得百萬元賠償的案例不在少數，而“知假買假”是否該獲賠償的爭論也一直存在。

2013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99次會議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說，“知假買假”行為再次得到支持。

當時正在淘寶店賣咖啡的彭博經歷了人生第一次被打假。在對方有理有據地陳述網店存在虛假宣傳問題后，彭博心平氣和地掏了三五百元的賠償。“那次經歷其實是給我自己普法了。”彭博仿佛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原本經濟管理專業出身的他開始自學法律，了解相關法規，還要實時關注新的司法解釋。彭博自己也經常網購，2015年，他在另一家電商平臺買到虛假宣傳醫療功效的牡丹油后，反手進行了打假。

在趙建磊看來，打假看似沒有門檻，但有很多門道，需要靜下心來研究。他舉例說，食品打假最簡單的是看商品標簽是否合格，是否標明了不適合人群，比如老人、孕婦、嬰幼兒不宜食用。更有技術含量的打假方式是看添加成分，這需要熟知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公布的“藥食同源目錄”。

80后打假人嚴斌長期關注功能性食品，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些宣稱有奇效的藥酒往往人為添加了西地那非類處方藥成分，西地那非是“偉哥”主要成分，被禁止添加到食品中。“與西地那非相似的非法添加物，最初只有十幾種，隨著不法經營者對非法物質的探索，以及檢測手段的進步，名單也在不斷更新，打假人也要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儲備。”嚴斌說。

“真正精通法律法規、辦事把握情理法尺度的打假人是少數，這個行業10倍賠償的暴利注定了從業者素質的良莠不齊。”趙建磊坦言，2013年有關司法解釋對“知假買假”的支持，以及2014年新《消法》將消費欺詐賠償額度從1倍增至3倍的調整，再次把打假行業推向了一個小高峰，一些原本被淘汰的“低端打假者”隨之回歸。

趙建磊舉例說，當時一些人看到買過期食品掙錢，便帶著三親六戚到北京組團打假，一股風地把北京所有超市買一遍。還有不少“假打”團伙，把臨期食品塞到貨架里層，等食品過期后，再到超市購買索賠。在趙建磊看來，盡管這些不懂法、也沒有學習法律能力的打假者最終會被市場再次淘汰，但他們的行為實質上已經透支了打假群體的信譽。

假打

2020年10月9日晚20時許，下班在家帶娃的重慶茶商向建華突然接到店員電話：“那幾位客人又來了。”

向建華的茶坊在重慶市渝北區銀杉路開了近十年，門店占地200多平米，進門便能看到一個直徑近1米的茶餅屏風，繼續往里走，在一排產品展示柜的最上面擺著一盒特制金駿眉。向建華說，那盒茶是金駿眉研發公司推出的十周年紀念禮盒，有市無價，他托私人關系輾轉買到，收藏作“鎮店之寶”，不對外售賣，也未標價。

店員小妹提到的“那幾位客人”已經到店里逛過多次，每次都選在向建華不在的時候。據店員給向建華描述，那三四個人東看一下，西看一下，最后相中了“鎮店之寶”，前幾次都被店員婉拒，最后這次打電話來，客人軟磨硬泡，表示買茶是為送禮，而收禮者也喜好茶葉收藏。

向建華在電話中讓店員轉述，私藏茶沒有標價，市場拍賣價10萬元。他原以為對方聽到價格后會知難而退，隔了不到兩分鐘，“客人”已經刷卡付款。據店員后來回憶，“客人”前兩次輸錯了密碼，最后一次輸密碼時手都是抖的。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然暴發，茶坊斷斷續續關了大半年，2020年的收入比前一年少了不止一半。這筆生意來得蹊蹺，更讓向建華意外的是，時隔半年，他收到一張法院傳票，讓他于4月29日到兩江審判區第6法庭應訴，原因竟是“那盒收藏版金駿眉過期了”。

原告提出，其購得的“正山堂·金駿眉紅茶”外包裝標示生產日期為2015年7月6日，保質期為36個月，被告在銷售給原告時已過保質期，違反了《食品安全法》相關規定。原告提出訴訟請求，判令被告退還貨款10萬元，并賠償原告100萬元。

“就因為賣了一盒茶葉，我就要傾家蕩產，讓妻兒沒有房住了嗎？”向建華氣憤、委屈，一審在他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不出意外地敗訴了。向建華馬上提請上訴，并聯系武夷山茶葉同業公會，出具了一份加蓋公章的書面說明函，表明紅茶為全發酵茶葉，茶性穩定，產品標注“36個月內飲用最佳”，并非指超出36個月即不能飲用，在保存得當、符合正常儲存條件（避光、防潮、防異味）下，可長期存放。二審駁回原判，向建華勝訴。

回想過去一年多的經歷，向建華覺得那些所謂的“打假者”滿是套路和算計，他們誘導商家出錯，如讓商家更換外包裝，或是購買紀念品后拒絕加蓋日期，時隔幾個月，等店內監控被覆蓋后，再以食品過期、系“三無產品”為由，將店主告上法庭。按照起訴書上的原告地址去找時，早已人去樓空。向建華回憶，第一次對簿公堂時，原告代理人還出示了購買全過程的高清錄像，將店鋪門牌號、茶葉型號、營業執照、支付過程，全都拍得一清二楚。

“套路打假的隱性傷害是更長久的，它破壞的是一個地區誠信經營的秩序和環境。”向建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在有客人要求購買試喝小樣，他也不敢賣了，店里但凡有上千元的單子，他都要親自過問，反復確認沒有異常。“只要有一點可疑，我寧可不賺這筆錢，時間久了，還怎么開門做生意？”向建華說。

在兩次庭審間隔的半年里，向建華經朋友介紹，加入了重慶市茶產業維權委員會。加入者必須有被打假的官司在身，且一家店只能有一人入群。據不完全統計，當地已經有200多人遭遇“套路打假”，分布在重慶江北、渝北、巴南、萬州等地。

“要區分打假行為是真打假，還是瞎打、假打。我們也在打擊假打行為。”王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底，他的團隊在社交平臺揭露了“大豬組”假打。網名為“大豬 云巔總創”的QQ用戶在空間發布招徒消息，給花錢進組學員傳授“如何在面包里放蟲子”“如何威脅商家賠償”等內容。

“假打涉嫌詐騙或敲詐勒索，網絡傳輸犯罪方法涉黑。”2021年初，王海在個人微博中寫道，“大豬組”2020年底被抓了。

職業打假人還會存在下去嗎？

王海從沒離開過打假行業。在經歷了津門事件和南寧風波后，他逐漸從個人英雄式打假走向幕后。2003年底，打假律師黃立榮在取證時被暴打致死的消息，也讓王海開始重視風險控制，從那之后，他幾乎剝離了團隊的調查業務，用他自己的話說，“更多地轉向接受企業委托從事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打假，或是接受委托進行起訴”。

微博上線3個月后，王海開通了賬號，第一條微博是提醒“業主們千萬不要購買人防車位”，他從1998年便開始關注物業維權問題。之后，王海不定期發布打假報告和各地法院關于打假案件的判決。不同于早年在電視和報紙上引發的持續關注，他的微博時常面臨評論為零的尷尬。

2020年11月14日起，王海不斷更新微博，持續曝光快手頭部主播辛巴的團隊在直播間售賣“假燕窩”，并甩出產品檢驗報告，稱辛巴家族售賣的所謂“燕窩”是糖水。“中國打假第一人”王海再次回到公眾視野。這場聲勢浩大的打假以辛巴被罰90萬元、禁封直播60天的結果暫告一段落。

王海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喬裝改扮的小伙，但出現在媒體前，他還是戴著標志性的墨鏡。現在他已經是4家公司的老板，業務覆蓋法律咨詢、電子商務、物業服務和產品檢驗檢測。他反復向《中國新聞周刊》強調，“打假是志愿行為，不是職業，不指望這個賺錢。”

趙建磊也沒有前些年那樣繁忙，早晚接送孩子上下學，偶爾打個假。趙建磊說，他的公司還在，只是團隊沒了。2017年5月，最高法關于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990號建議的答復一經發布，“給行業帶來了毀滅性打擊。”趙建磊說。

2017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湖南果秀食品（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陽國秀提出了關于引導和規范職業打假人的建議。他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職業打假人提起的消費民事訴訟的司法解釋，對有確切證據證明“知假買假”的訴訟案，不予支持。此前，曾有消費者因買到過期的果肉罐頭向果秀公司提出10倍賠償。

隨后，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給出答復意見：考慮食藥安全問題的特殊性及現有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認為目前可以考慮在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從那之后，打假人被改判敗訴的案例至少有三四成，時至今日，打假人的官司九成是得不到支持的。”趙建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打假人被判敗訴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職業打假人不被認為是普通消費者，二是以購買意圖論，認為職業打假人以營利為目的。

“如果說依法打假獲得賠償是違法的，那制假售假獲得的不法利潤就合法了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表示，打假人通過“疑假賣假”的方式能夠遏制制假售假的行為，理應包容打假人維權的行為，保護其獲得獎勵性賠償的合法權益。

2018年8月，深圳市發布的《深圳市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簡報（第53期）》中，批露該市搗毀了以敲詐勒索為手段謀取不當利益的“職業索賠人”團伙，此后，以“職業打假被列掃黑除惡名單”為題的報道持續發酵。

當時定居深圳全職打假的嚴斌也感到舉步維艱。一般情況下，他都是網購假貨到家，貨源來自天南海北，嚴斌根據收貨地管轄原則到深圳法院起訴。最近幾年，他因“故意在深收貨、惡意制造管轄連接點”，或因沒繳五險一金“被認為在深工作不滿一年”等原因，無法順利立案。2021年春天，嚴斌搬到了廣西，他說那里對打假似乎更支持一些。

2018年4月12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區金融街法庭的互聯網法庭第一案開審。原告吳先生在深圳某網店購買了5個榴蓮，收貨后發現該水果未獲得檢驗檢疫準入，不能進口到中國，便把商家訴至法院，要求退一賠十。該案在11天后宣判，原告吳先生成功獲得了10倍賠償。

彭博每周會留出不固定時間檢索裁判文書信息，尋找打假線索，也為觀察法院判決動向。上述判例讓彭博備受鼓舞，但他很快發現，從2019年下半年起，北京互聯網法院對打假人似乎沒那么支持了。

“我不建議年輕人貿然從事打假，畢竟目前看來，這行的前景不那么光明。”趙建磊對打假行業的看法顯然沒有十年前那么樂觀。

“對于真正打假的人來說，現在是最好的時期。”王海說，如今職業打假走進低谷期也不全是壞事，至少一部分“瞎打的人”會從這個群體中被清理出去。

“打假人這個職業不用人為拔高，但也不應污名化，這就是一個正常的職業，他們打假牟利就像啄木鳥一樣——啄木鳥捉蟲子，首先是為了吃飯，而不是做森林衛士，但這個行為會間接地有利于社會，凈化消費市場。”北京中凱(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杜鵬說，當所有的消費者都覺醒了，都成為潛在的打假者了，那么制假、售假的行為也就失去了市場，沒有了制假、售假行為，打假現象也就自然而然消失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彭博、嚴斌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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