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陳廣晶

編輯 | 陳伊凡

頭圖 | 視覺中國

(資料圖)

看起來毫無關聯的房地產，竟在給藥企輸血。

2018年5月,創立8年的生物科技公司東曜藥業，正式運營了其單抗藥物研發生產基地。這是東曜藥業的二期工程，細胞培養規模達到1.6萬升，相比其5年前竣工的一期工程，細胞培養規模擴大了數十倍。該工程設有3條制劑生產線，抗體偶聯（ADC）等產品的產線也將陸續上線。此外，基地還預留了產能擴充的空間，總占地面積達到5萬平方米。

五年前，該公司走得最快的產品剛剛上三期臨床，到2021年底才正式獲批，而其主要的自主研發產品ADC藥物直到今天仍未獲批。

藥品還沒有獲批上市，甚至處于研發早期，能不能成功都不確定，就拿地建廠，東曜藥業似乎不是個例，這正在成為中國創新藥融資黃金時代的一大特色。

業內人士對此表示質疑，認為房地產是一個“美麗的陷阱”，太早拿地建廠是“不務正業”。“如果用這筆錢來引入新項目，可以增加估值，但用在房地產上有什么用？”畢竟評價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實力，看的是研發能力、產品管線，而非資產運作水平。

許多做創新藥的生物科技公司拿地建廠，本來想做大型生物制藥公司，結果卻做了CDMO（CDMO指的是，醫藥領域定制研發生產，這是一種新型研發生產外包模式。接受制藥公司委托，提供產品生產所需的服務，以及提供創新藥生產時所需要的工藝流程研發、優化、配方開發和生產服務。），這也引來群嘲——原來生物科技的終點不是大型生物制藥公司，而是CDMO。

CDMO可以理解為醫藥界的“富士康”的模式，從一家創新藥企，入局代工業務，這一轉變意味著從“甲方”變成“乙方”，為“競爭對手”做代工。他們做得了嗎？對方信得過嗎？

不過，誰也沒想到，這種被“群嘲”的代工業務，反而最先看到回報。到2022年年中，東曜藥業利用閑置廠房設備推出的CDMO業務賺了2266萬元，同比增幅94%。去年，這一業務收入5369萬元，占到該公司總收入的70%以上。

東曜藥業的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劉軍，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也坦言，這（CDMO）是公司“現金流的重要保障”。

前不久，與榮昌生物“共享”實控人的CDMO企業邁百瑞遞交招股說明書，擬募資16億元，主要用于“生物醫藥創新中心及運營總部建設”。這也被指實際上是榮昌生物拆分代工業務上市，來搶傳統CDMO公司的生意。

2021年以來，信達生物、君實生物、貝達藥業、復宏漢霖等一大批知名生物科技公司也都啟動了相關項目。

創新藥研發的技術商業化之路道阻且長，且需要大量投入資金，開辟第二條曲線緩解經營壓力無可厚非，一些企業等不及資產賺錢，直接賣掉了閑置廠房換現金流。

房地產在創新藥輝煌時，遠算不上錦上添花的一筆，在資金壓力之下，它能成為最后的堡壘，救中國創新藥于水火嗎？創新藥研發真正需要的保障是什么？

做醫藥界富士康，不得已而為之

過去幾年里，中國生物科技公司拿地、建廠的勢頭令人咋舌。

比如，榮昌生物僅在山東煙臺的生產基地就有占地面積105畝，建筑面積16.7萬平方米左右，主要覆蓋抗體原液、制劑，ADC制劑等的研發、生產、儲存。全部建成后，這也將是中國最大的抗體藥物生產基地。

百濟神州目前已經在廣州建了3個生產基地，產能6.4萬升，等到第四個生產基地完全建成，總產能預計可以實現12萬升，最高可達到20萬升，將是中國乃至亞洲最大的生物藥生產基地。

三生國健目標產能也有25.7萬升；有施一公加持的諾誠健華的生物制藥基地也啟動了，根據北京昌平區政府官方消息，基地占地面積105畝地，總建筑面積10萬平方米。

相比之下，東曜藥業只是小巫見大巫。甚至目前仍然沒有產品獲批的三葉草生物、特瑞思等也都拿地建廠，早早準備下了自主生產的產能。

老牌藥企的步子簡直是過分謹慎——比如恒瑞醫藥，生物藥產能不到2萬升，還是PD-1與其他產品共用。

據虎嗅不完全統計，僅信達生物、百濟神州、復宏漢霖、三生國健等12家生物科技公司，現有產能之和已經超過了30萬升，超過了國內CDMO頭部企業藥明生物的規劃產能了。

這就夠讓海外同行艷羨的了。

經過2015年到2021年的投資熱潮，全球生物制藥投入開始進入冷靜期。創新藥企業都感受到了寒潮。一直靠燒錢度日的生物科技公司還能堅持多久，如何才能活下去、度過資本寒冬成了行業討論最多的話題。

實際上，生物制藥不是第一次經歷資本寒冬了。寒冬里，生物科技公司裁員、降薪，乃至利用自身資源，做一些合同研發（CRO）工作，甚至直接轉行做CRO來賺錢供養“親兒子”都很常見，一點不寒磣，也沒什么可調侃的。但是，要說做CDMO，則是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主要是實力不允許。

CDMO與CRO雖然被并稱“CXO”，區別卻很大。CDMO不僅覆蓋藥物發現、臨床前研究、臨床試驗等領域，還包含了商業化生產業務。

核心一點需要相當規模產能做支撐，就把絕大部分輕資產的海外生物科技公司攔在門外了。從這個角度看，當年不務正業地拿地建廠，反而是“草蛇灰線，伏脈千里”了。

中國的創新藥企真的有這樣的遠見嗎？他們真的有實力做成CDMO嗎？還是他們真的熱愛房地產？

“這種轉變不是主動的，而是被動的。”同寫意論壇發起人，科貝源（北京）生物醫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程增江博士向虎嗅分析稱。

建廠房最熱的2015年至2021年期間，也是醫藥領域投資熱情空前高漲的幾年。

可以看到，就在二期工程啟動的3個月后,東曜藥業又拿到了1.02億美元的B輪融資。這在早期回國創業的醫藥人看來，簡直是天文數字。

“2000年代初，能拿到5000萬元人民幣的投資，已經非常了不起了。”有早年回國創業的醫藥人告訴虎嗅，到了巔峰時期，不融到1億美元都不值一提。

容易忽視的是，當時的大背景是，各地都在興建生物醫藥產業園區。據第三方數據機構火石創造統計，自從1999年中關村科技園區成立以來，全國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了2000多個生命健康相關的產業園區，幾乎各地都有“藥谷”“生命科技園”“生物醫藥產業基地”……

各地鼓勵藥企拿地建廠，不僅價格非常低，還有補貼。比如：在最新發布的某地方文件中，拿地建廠可以拿到的補貼比例達到30%；藥品從臨床到上市的各個節點，企業都可以拿到獎金，至少200萬元，最多5000萬元。

另據邁百瑞的招股說明書，當初成立這家公司時，榮昌生物雖然出了大頭，所在園區主辦方煙臺業達也出了4500萬元，占到了總注冊資本的30%。

“那時候資金充足，拿地也便宜，從投資的角度是增值的。而且當時預期也會比較好，生物科技公司普遍想走大型生物制藥公司這條路。”程增江向虎嗅指出。

原本生物科技公司作為初創企業，就是以聚焦研發、在某一細分領域集中發力、研發效率高見長，然而，在資本的瘋狂助力下，這個聚焦突破的路線就變了。很多中國生物科技公司想做“大而全”，想成為從研發到生產、銷售全能的大型生物制藥公司。

在這樣的風氣下，很多生物科技公司開始攻城略地，在全國建設自己的生產基地，其中不乏產品尚處于早期研發階段的公司。其產能設計較大，遠超當下需求。這種盲目的擴張最終指向廠房的過剩。

果然，當進入創新藥領域的投資減少以后，這些已經建好的廠房、大樓反而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運營、管理都需要錢。“現在利用它來做CDMO，就是把費用中心變成了利潤中心。”程增江說。

在此基礎上，行業資深人士早就預言，醫藥界的“富士康”勢必會增加。這類公司沒有產品獲批或者產品供應量消耗不了已有產能，只能為昔日的“競爭對手”提供代工服務。而這一條路，又面臨商業模式轉變以及代工能力的挑戰。

近期就有國內知名生物科技公司相關負責人公開坦陳，之所以要做CDMO，主要是想解決“潛在的富余產能”。

到這里也不難看出，涉足CDMO，雖然是生物科技公司的選擇，但是深層次看，并非是能力所至，也非商業模式，而是不得不為之。

房地產是最后的堡壘嗎？

但是，成為醫藥界“富士康”，能解決資金告急的問題嗎？

過去幾年，全球生物制藥確實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

根據華人抗體協會旗下期刊、牛津大學出版的Antibody Therapeutics10月份刊出的一篇文章，從1986年至2022年6月30日，全球獲批的抗體療法達到162種，這里面還不包括生物類似藥和獸用抗體藥。

這背后有巨大的產能需求。根據第三方數據機構BioPlan統計，2021年全球生物工藝產能1730萬升，相比2018年的1650萬升，增長了4.8%。過去25年里，生物制劑的銷售額和數量，幾乎每年都以12%到14%的速度增長。

作為創新藥“淘金”路上的“賣水人”，CDMO也確實是一門好生意。國內龍頭藥明生物2022年上半年收入達到72.06億元。另據西南證券數據，同期中國創新藥及制劑板塊111家企業整體收入2089億元，平均下來每家收入不到20億元。

在醫藥產業鏈中，CDMO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降低成本，這也是創新藥企中途涉足這一領域面臨的最大挑戰。

“以重組蛋白類發酵來說，每克蛋白費用，好的CDMO可降到60到80美元，很多工廠自己生產需要80到120美元。”

原白求恩醫科大學副校長、同寫意新藥英才俱樂部創始理事長朱迅在同寫意一次線上直播中指出，未來CDMO的費用還可能降到40美元、10美元。生物科技公司自建的工廠有沒有這個實力？

創新藥企做CDMO的初衷既然是想充分利用過剩產能，也往往把服務內容側重在已有產線上。比如專攻ADC的公司，仍然專攻ADC，專攻抗體藥的也還以抗體藥為主。未來能否在更多熱門技術領域加快迭代，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廉”都還是未知數。

在這一賽道競爭越來越白熱化的今天，規模小、人才緊缺、資金和設備都不足，也令同行們不看好生物科技公司所建CDMO的競爭力。

盡管利潤很快見效，但生物科技公司分身去做CDMO，多少都是一種短視的行為。以東曜藥業為例。從2021年提高CDMO業務優先級以來，這一業務帶來了約8000萬元的收入，可是其1款生物類似藥（樸欣汀）上市后半年，就賣了1.04億元。

產品上市后，東曜藥業的收入增加，結構也發生了改變。

來自：東曜藥業2022年中期報告

榮昌生物一款ADC藥物license-out，首付款就拿到了2億美元，未來還有希望拿到24億美元，可是邁百瑞直到現在最大客戶還是榮昌生物。

術業有專攻。這些廠房的建設花費了創新藥企幾億甚至幾十億元的資金，但是產出有限。創新藥雖然投資巨大，但是一旦獲批上市，商業化成功，能夠創造的價值也不可同日而語。

同時，做生物科技公司 和做CDMO也有很大的區別，無論是組織架構、人員的思維方式和競爭力所在都有很大的差別，即便是可以做成，也需要相當漫長而艱難的過程。

“固定資產的投資，是個錯誤的決定。”有創新藥企創始人向虎嗅直言。

對于產業園區來說，鼓勵藥企建廠也不見得是好的選擇。邦城（上海）城市規劃顧問有限公司的王存剛也撰文指出，工業用地經濟效益普遍低下，很多開發區工業用地閑置低效、功能混雜。

而從全國目前80個創新藥獲批的現狀看，這些園區的新藥研發效率也是非常低的。除了少數頭部園區，大多數園區現狀不樂觀。

可以說，重注房地產，其實是過去幾年，中國創新藥發展中，藥企和產業園區的雙輸選擇。

雖然中國生物科技公司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生物科技公司不完全一樣，或許真的有成為大型生物制藥公司的潛力，但是，是不是一定要這么早建廠，是不是一定要設計這么大的產能規模，這樣的決策是不是分散了企業的“火力”，影響了其后續發展，都是值得反思的問題。

這么看來，與其掙扎，直接賣掉廠房及時止損，也不失為明知之舉。

創新藥到底需要什么支持？

房地產誠然不是創新藥的保障，CDMO也不是一條長久的路，中國的創新藥又需要什么樣的支持？

創新藥研發歷來以投入大、耗時長著稱。根據第三方研究機構華經產業研究院數據，2019年到2021年，全球新藥研發成本平均都在20億美元以上，所用時間的平均值最長達到7.14年。

數據來自：華經產業研究院，虎嗅制圖。

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財力、物力之后，成功率卻非常低。

全球生物技術行業組織BIO、Informa Pharma Intelligence聯合QLS發布的報告顯示，2011年至2020年的十年間，9704個藥物研發項目中，最后經過FDA批準上市的平均成功率約為7.9%。進入三期以后，仍然有近半數的藥品會功敗垂成，這時候幾億甚至十幾億美元已經投進去了。

這樣的發展模式，無論是生物科技公司還是大型生物制藥公司，都很難靠自有資金來研發創新藥，最需要的支持就是來自一級、二級市場的投資。在投資相對成熟的市場，藥企通常用銷售利潤反饋投資者，下一步的研發投入還是依靠投資。

在中國，投資熱情火熱的時候，也曾有大量熱錢涌入醫藥領域。2018年4月港股修改18A上市規則以后，至少已有43家創新藥企上市。在熱情最高時，這些尚未盈利的公司，上市首日平均市值都在百億港元以上。熱情退潮之后，上市即破發已成常態。

而在跌宕起伏的背后，除了支付環節打破創新藥“高投入、高回報”閉環所帶來的幻滅，來自產業的投資比例偏低，主要靠金融資本支撐，難以陪伴創新藥渡過難關也是主要原因。

醫藥型的企業，上市融資風險巨大。通常來說，一個新藥完成所需要的投入不是小企業能承受的，并且醫藥研發周期長，這個難度遠高于一些做人工智能技術的企業。

一些大藥企做新藥研發，可以不完全靠資本市場融來的錢，還有自有資本。不過，中間風險一樣很大，一期臨床二期臨床都成功了，三級臨床失敗的還有很多。

美國的資本市場愿意給這樣的醫藥創業企業機會，原因是一旦成功，市場巨大。但在中國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發生。

從第三方研究機構華經產業研究院的數據上看，創新藥在中國醫藥市場上的銷售收入占比仍然很小。2016年時只有7%，到2021年剛剛達到11%。不過也可以看到，未來其紅利將逐漸釋放。中國創新藥市場前景廣闊。

數據來自：華經產業研究院，虎嗅制圖。

從這個角度講，當前這個時期，對于懂創新藥的產業資本來說，正是一個好的投資機會。在熱情冷卻，很多資本按兵不動的時候，還有創新藥完成融資。據第三方分析機構醫藥魔方統計，2022年1至5月的536起醫藥健康領域融資項目中，創新藥占到了34%仍然是最熱門的領域。

在這場大“抄底”中，有沒有誰能“意外”拿到下一代“藥王”，也是值得期待的財富故事。

除此以外，在政策上，也期待新的突破。

2015年國家藥監局拉開了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的序幕；兩年后，中辦、國辦正式發文鼓勵藥品醫療器械創新；2018年，創新藥進醫保終于實現常態化——每年一談……

這些標志性事件之后，中國創新藥確實獲得前所未有的支持，部分熱門產品甚至出現了內卷。

不過，目前國產創新藥中，還是鮮有First-in-class（首創新藥）、best-in-class（同類最優），連me-better（改良模仿）也少之又少。大量的me-too（模仿），甚至是不如模仿的“me-worse”新藥不僅卷得投資人、研發者無利可圖，更浪費了大量的資源。

這種現象固然與中國創新藥起步晚有直接的關系，但是也與缺乏支持和必要的土壤脫離不了干系。

南京應諾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鄭維義博士告訴虎嗅，在人才培養，基礎研究與產業的互動，研究型醫院的建設，以及支付問題等方面，都需要從政策到落地執行有全面突破。

在研發的源頭上，整個新藥研究中，角色的分工應該是怎樣的？企業在國外是創新藥研發的主體，國內想讓科研院所做新藥，是本末倒置了。“科研院所最應該做的，是為創新藥做基礎研究和技術方面的儲備”。這些也是中國在First-in-class藥物研發領域有所突破的基礎。

在最后一環，如何給予創新藥合理的定價，形成可以撐起創新藥發展體系的支付方式等等，也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低谷往往是醞釀反彈勢能的絕佳機會。在這一階段能實現怎樣的突破，也決定了未來中國創新藥發展的高度。而兜底的保障，也是重中之重。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院長劉國恩曾多次在公開演講中提到，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瑞士和瑞典是創新指數最高的兩個國家。

他援引瑞典企業與創新部長接受采訪所說的話，指出鼓勵創新的“三大秘籍”，除了構建誠信社會，還有性別上的公平之外，就是在教育、醫療以及最低社會保障方面增加投入。

特別是“最低社會保障”。劉國恩說：“創新是有巨大風險的，所以政府要為創新者兜底，讓他們不至于賣房子，不至于砸鍋賣鐵。”這是讓人們有勇氣創新。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許才是創新藥研發者，乃至所有創業者最后的堡壘，是他們隨時東山再起的底氣所在。

關鍵詞： 生物科技 cdmo 生物制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