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MAXLab實驗室正在探索如何利用虛擬現實技術，阻止和預防犯罪行為。研究者們的一個嘗試是將被試者置于虛擬的犯罪場景中，以觀察人們為何行動、如何行動。學者們還嘗試讓罪犯與“未來的自己”交談，以幫助他們更加長期主義地思考問題 ，降低再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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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VR技術可能帶來巨大的好處，但其應用也存在法律和道德風險。一個批評是，利用VR技術以研究、改變人們的行為，忽視了司法系統中的歧視、不公等系統性問題，將犯罪完全視為個體選擇。希望讀者能從本文中讀到一些有趣的、有前景的VR應用場景，同時辯證地思考技術應用的邊界與局限性。

博士生阿尼克·西曾（Aniek Siezenga）（中）正在測試MAXLab的VR設備。（圖片由MAXLab提供）

曾有過牢獄經歷的人往往很難成功地重新融入社會。世界各地的再犯罪率都很高，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社會壁壘阻礙了有前科的人們獲得工作、接受教育和負擔住房。是否失業是決定某人是否會再次犯罪的首要因素。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數據，在美國，曾經的服刑者中有近60%在獲釋后的幾個月內失業，超過25%的人長期失業。例如，印第安納波利斯地區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有牢獄經歷的就業人員中，只有26%的人會再犯罪；而在失業人員中，這一比例為42%。此外，許多人也無法獲得穩定的住房：根據監獄政策倡議（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18年的一份報告，曾經的服刑者無家可歸的可能性是普通美國人的10倍。

2022年7月成立的一個研究實驗室希望改變現狀。MAXLab Freiburg是德國弗賴堡馬克斯·普朗克犯罪、安全與法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rime， Security， and Law）犯罪學部門的虛擬現實（VR）分支機構，處于利用VR技術理解、阻止和預防犯罪運動的前沿。

“犯罪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MAXLab負責人兼研究所犯罪學部門主任讓-路易斯·范·蓋爾德（Jean-Louis van Gelder）說。“我們正試圖提出減少犯罪行為的解決方案。”

總部位于慕尼黑的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會（Max Planck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是德國首要的研究網絡，其年度預算為20億美元，幾乎全部由州和聯邦資金資助。2019年，該協會聘請范·蓋爾德領導弗賴堡的犯罪學研究部門。該研究所投資5萬歐元翻修了弗萊德堡市中心的一個空間，并為其配備了電腦和VR頭盔。該研究所的犯罪學部門雇傭了大約25名研究人員，包括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一名統計學家，其中一半人現在參與了MAXLab的工作。

該部門正在探索通過VR場景預防犯罪的方法，邀請荷蘭的囚犯戴上VR頭盔，去見“未來的自己”。根據早期的調查結果，這些人自我報告說，一周后他們違反緩刑條款（如飲酒）的可能性降低了；在見到未來的自己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也有所降低。此外，遇到虛擬版自己的青少年也報告說，他們在考試中作弊的可能性更小了。但是，這些干預措施是否會降低他們在現實世界中犯罪的可能性，仍不得而知。

改變行為

近30年來，世界各地的科學家都在使用VR來研究行為。斯坦福大學2003年成立的虛擬人類互動實驗室（Virtual Human Interaction Lab）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個。范·蓋爾德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對VR著迷，但直到2009年參加法律與社會協會（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的一次會議時，他才了解到一項研究：與其他人相比，在VR中見到了“未來的自己”的人為退休儲蓄了更多的錢。考慮到這些發現，范·蓋爾德認為同樣的技術可以用來阻止人們犯罪。

這個想法啟發了他在2013年進行的第一項FutureU研究。該研究發現：“給未來的自己寫信的參與者更不傾向于做出違法的選擇”，“在虛擬環境中與具有現實感的、電子版本的‘未來自己’互動的參與者，在后續任務中作弊的可能性較小”。

在他的下一項研究中，范·蓋爾德的虛擬入室盜竊項目將荷蘭一些被定罪的竊賊安置在一個虛擬社區中，要求他們解釋自己更傾向于闖入哪些房子、如何闖入，以及會偷什么。這項于2017年發表的研究發現，被定罪的竊賊在入室盜竊虛擬房屋時做出了與現實生活相似的決定。

2019年，荷蘭司法部邀請范·蓋爾德和他的團隊參與一個項目，以提高社區抵御入室盜竊的能力。他們目前即將得出一項研究的結論，預計明年會有結果。在這項研究中，他們招募了160名被定罪的竊賊，將他們放在一個荷蘭社區的VR復制品中，觀察當他們走近時自動亮起的運動檢測街燈是否能阻止他們入室行竊。

2021年6月，弗萊堡團隊進行了一項名為“虛擬酒吧斗毆”的實驗，以測試是什么促使男性在性騷擾或暴力事件中選擇干預或保持旁觀。研究人員在阿姆斯特丹租了一家酒吧，并聘請了一些演員作為酒吧客，后者表演了性騷擾的場景和導致斗毆的沖突。然后，他們將數百名測試對象（主要是弗萊堡大學的學生）置于VR場景中，觀察他們的反應，并要求他們報告自己的經歷。該團隊目前正在分析結果，結果可能會在今年春天發布。

接下來，他們將與一組新的參與者一起進行這項研究，以測量心率、眼球運動、皮質醇和其他指標，以期了解測試對象干預阻止犯罪行為、報告犯罪行為、忽視犯罪行為，甚至自己參與犯罪行為的可能性。

MAXLab高級研究員蒂姆·巴納姆（Tim Barnum）解釋說：“傳統上，我們認為人是理性的行動者，但情緒會干擾我們的判斷。使用VR技術，我們可以讓人們進入盡可能冒犯性的場景，看看這些事情是否會影響他們的決策。”

例如，有可能整個酒吧的人都目睹了性騷擾，但他們卻猶豫著不愿介入阻止。犯罪學家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旁觀者效應。他們對這種行為的研究已經持續了一個多世紀，尤其是為了理解為什么數百萬德國人在大屠殺期間保持沉默。現在，通過在實驗室中觀察參與者對VR傷害場景的反應，MAXLab希望找到方法，促使人們進行干預，以阻止騷擾、緩和事態。

“如果有五個人在看，他們都把同樣的行為解釋為騷擾，我們就需要找到一種相互溝通的方式來進行干預。”范·蓋爾德說。“一旦你理解了影響人們何時干預、如何干預的動態過程，你就可以提高人們這樣做的可能性。”

遏制犯罪

該實驗室的大部分研究都基于一個心理學原理：犯罪的沖動往往源于短期思維，而不是長期的思維，即時滿足戰勝了較遠、不太明顯的后果。例如，一個人可能因為需要吃飯而偷食物，或者因為有偷電視的沖動而入室行竊。但無論合法性如何，他們通常都會迅速做出決定，對長期的權衡考慮有限。

范·蓋爾德解釋說：“如果我現在偷東西，我現在就會得到好處，但如果我被抓住了，坐牢、被學校開除這些后果以后才會顯現出來。FutureU項目的核心理念是：“通過與未來的自己相遇或互動，你不太可能做出自暴自棄的行為。”

在今年2月發表的一項最新干預研究中，范·蓋爾德的團隊觀察到，那些在VR中與虛擬未來的自己對話、談論未來生活目標的男性，酗酒和過度消費等“自暴自棄行為”有所減少。他們現在正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所監獄里重復這個實驗。“想象一下，在10次VR體驗后，你重犯的可能性會減少10%”，范·蓋爾德說，“那將是巨大的成果。”

但是，遇見“未來的自己”就足以說服我們改變現在的行為嗎?

參與FutureU項目的犯罪學博士候選人阿涅克·西曾加（Aniek Siezenga）指出，一項針對荷蘭大學生的類似研究表明，與虛擬自我接觸一周后，參與者飲酒減少，不太可能做出超出自己能力的消費。西曾加表示，MAXLab的FutureU研究的目標是發現“當人們更重視未來時，他們是否會變得更加以目標為導向，以及如何以目標為導向。”西曾加說，2021年在荷蘭進行研究時，她“驚訝于有多少人提到焦慮、自信……18歲、19歲的人都有這些深深的擔憂。”

一些VR干預措施已經在改變、甚至可能是挽救生命。在荷蘭，一個名為“別忘了我”的政府項目正在利用VR技術，通過向被定罪的罪犯展示他們的行為對受害者的影響，以減少家暴者的再犯。該項目基于2011年的一項研究，在該研究中，一組研究人員將被判犯有家庭暴力罪的西班牙男子置于女性體內的VR場景中，從她的角度見證其攻擊行為。

作者寫道，這種虛擬性別互換的基本原理是“犯下（親密伴侶暴力）的男性很難站在孩子或受害者的角度考慮問題。”研究發現，由于這種VR效應，一些以前未能正確解讀伴侶臉上恐懼表情的男性現在能夠正確理解這些表情了，這可能會降低他們未來襲擊的可能性。

西班牙政府現在正在將這項研究付諸實踐。作為緩刑的一部分，罪犯被置于有孩子在場的VR場景中。然后，他們通過孩子們的眼睛在VR中目睹暴力的前兆。通過改變他們的視角，研究人員希望確定這樣的經歷是否能降低他們在未來實施虐待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像西班牙對家暴者的干預措施或MAXLab的虛擬酒吧斗毆這樣的干預措施，都是基于同樣一種觀點：VR可以幫助我們增加對他人的同理心。然而，事實可能并非如此。2021年對43項虛擬現實研究的元分析發現，“VR可以喚起同情心，但似乎并不鼓勵用戶去想象其他人的思考角度。”

助你康復

VR技術也被應用于改善健康狀況。在美國，VR療法已經在幫助退伍軍人克服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并可能很快被用于中風患者的康復。醫學專家正在考慮如何將它應用于治療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和自閉癥。

高級研究員蒂姆·巴納姆（Tim Barnum）（左）參與了實驗室的虛擬酒吧格斗研究。（圖片由MAXLab提供）

對于MAXLab FutureU項目的訪問研究員瑪吉·韋伯（Maggie Webb）來說，VR最大的好處之一可能是緩解抑郁和預防自殺。

“抑郁癥的一部分是很難想象未來”，韋伯說。“而VR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激活患者想象未來的能力。”

她目前正在設計一項試驗，讓患有抑郁癥的青少年使用VR，在未來生活中積極的時刻（如高中、大學畢業時、在度假時）遇見未來的自己。韋伯說，通過“以一種生動、真實的方式獲得積極的體驗，他們可以與自己互動，看到未來的自己正在經歷這種積極的結果”。人們可能會被刺激去想象如果他們不在人世就會錯過的生活體驗。

韋伯設想，在未來，你下次去看心理醫生時，可能會與未來的自己進行VR對話。這種體驗甚至有可能融入日常生活。例如，已經沉浸在AR世界中的電子游戲玩家可能會體驗關于自殺預防的VR片段，而不是廣告。這種體驗甚至可以融入他們已經在玩的游戲中。

長期以來，治療師一直使用暴露療法來幫助人們克服恐高或蜘蛛等恐懼癥，讓患者在安全、可控、低劑量的環境中接觸恐懼的東西。但“VR可以作為一種補充或替代，讓你在現實生活中與治療師一起體驗自己害怕的事物”，韋伯解釋說。“有了VR，你就可以站在建筑物的邊緣，用那種非常可怕的姿勢挑戰恐高癥，而不必在現實中去做這么危險的事。”

通過這項工作，韋伯希望研究MAX-Lab的洞見是否可以用于改善美國監獄中年輕人的心理健康并減少再犯。這些年輕人患心理健康障礙的可能性是自由青年的四倍。

韋伯觀察到：“18~24歲時，你的大腦仍在發育，尤其是與自我反思有關的區域。在美國，這是入獄的首要年齡范圍。”通過讓年輕的罪犯在VR中與虛擬的“未來自我”見面并交談，韋伯希望能消除他們短期思維的心態，幫助他們做出更好的長期決策。

制度和道德問題

VR似乎是改善心理健康的一種很有前途的工具，但它在預測和預防犯罪方面的有用性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未知的。同樣，它在犯罪和罪犯思想中的應用也存在爭議。

犯罪學是一門研究誰犯罪以及為什么犯罪的學科。在其150年的歷史中，因為簡化地認為個人的決定是犯罪的原因，這門學科一直面臨著爭議。該領域也遲遲沒有認識到，社會是如何通過結構性不平等和種族主義創造“犯罪”和“罪犯”的。從字面意義上講，社會通過制定法律來界定什么構成犯罪、如何懲罰犯罪。

為了研究人們是否會被誘導做出不道德的行為，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國犯罪學家設計了復雜的、有時聳人聽聞的場景來觀察服從的動態過程，或者觀察人們如何被誘導去做不尋常甚至不道德的事情。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63年的服從實驗，在這個實驗中，參與者被說服對其他人實施電擊；還有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在這個實驗中，參與者被指定為獄警，虐待囚犯。（2018年，津巴多的研究被揭穿是欺詐性的、不道德的。）

2006年，倫敦的一個心理學家團隊通過實施虛擬電擊來測試20多歲和30多歲的男性，重現了米爾格拉姆實驗。研究小組發現，那些以為受訓者和電擊都是真實的參與者，表現出了與1963年實驗中的參與者相似的痛苦水平。因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其他VR研究結果與真人實驗同樣準確，那么這將為一系列無法在現實世界中進行的實驗“重新打開大門”。

批評人士擔心，今天的犯罪學家只是將VR這一新技術應用于他們從未真正回答、并且也許永遠也不會回答的問題。

滑鐵盧大學VR倫理學教授丹尼爾·哈利（Daniel Harley）說：“人們有一種將人格特征與犯罪行為聯系起來的沖動，而VR可能只是提出一些老問題的新工具。”“但是，如果我們不考慮超越個人的結構性事件：系統性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或結構性不平等的影響，新工具總是不夠的。”

事實上，VR甚至可能會分散我們處理系統性問題的注意力，比如對警察的監督、監獄改革、制度性種族主義，以及在獲得醫療和住房等社會安全網方面的差距。哈利補充說：“危險在于，它讓人覺得問題出在個人身上，而解決方案則是技術。”

哈雷認為，VR不太可能解決司法系統中歧視的根源。一個旨在將某些被視為“異常”或表現出“異常”傾向的人定罪并監禁的系統，不太可能阻止一個有前科而無安全網（工作、穩定的住房和食物）的人再次偷竊。他說，如果“我們不考慮系統性種族主義在個人影響之外的結構性影響”，問題總會出現。

面對這些困難，MAXLab研究人員和其他VR犯罪學家面臨的最大挑戰將是：如何證明VR可以激勵人們減少犯罪。一直以來，犯罪學家面臨無法在犯罪發生時親臨現場的難題。通過使用VR技術，犯罪學家正試圖克服這個難題。

范·蓋爾德說，VR的“真正力量”是“你能夠以安全和道德的方式組織可信的活動。”他補充說，實驗室的所有研究都由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的道德委員會審查，以確保實驗室的VR干預不會讓參與者面臨創傷、創傷后應激障礙或其他負面心理影響的風險。

然而，其他VR干預措施也引發了倫理問題，比如將陪審員置于虛擬的犯罪現場，親自目睹犯罪現場，而不是依賴眾所周知并不可靠的證人證詞或陪審員的記憶。2021年的一項研究發現，當參與者被置于虛擬犯罪現場時，他們比必須依靠照片證據的陪審員更能記住物品和證據的位置。

一些辯護律師擔心，將陪審員置于VR犯罪現場可能會給他們一種錯誤的感覺，即他們正在經歷被告在真實的犯罪現場中經歷過的所有輸入因素。事實上，他們可能會錯過完整的上下文線索：不僅僅是可能讓他們緊張的氣味和聲音，甚至還有之前與警察的負面互動所產生的恐懼。

“VR和AR將給法律帶來挑戰”，法律學者馬克·萊姆利（Mark Lemley）和尤金·沃洛克（Eugene Volokh）在2018年為《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律評論》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寫道。“VR的本質將挑戰法律劃定的在場與遠離、行為與言論、身體傷害與心理傷害之間的界限。”

但這些正是范·蓋爾德和他在MAXLab的團隊正在探索的路線，他們的使命之一，正是探索VR作為社會公益工具的新方式。“VR技術不僅僅是重現現實世界，”范·蓋爾德說，“這也是為了創造一個不同的世界。”。

關鍵詞： 范蓋爾德 max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