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有琴本是一名普通的農家婦女，在廣西靈山的農村務農、操持家事。因為丈夫在家排名第九，而被喚作“九妹”。

2017年，甘有琴開始以“巧婦九妹”這個網名，制作她下廚、干農活的短視頻。作為最早開始入駐平臺的“農村”類型博主之一，“巧婦九妹”的粉絲增長很快。雖然操著一口并不流利的普通話，甘有琴還是憑著自己淳樸、能干的形象，獲得了許多網友的支持。她開始為自己家鄉的水果“代言”，利用電商平臺直銷村里乃至臨近村、鄉的各種水果，直播鏡頭里的“大家好，我是九妹”也飛出了山林，依靠互聯網被全國的網友聽見、看見。

甘有琴的抖音賬號｜抖音截圖

(相關資料圖)

那是2018年左右，視頻平臺正在摸索流量變現的道路，“帶貨”無疑是主攻的一條“賽道”，而“三農”“鄉村振興”亦是政府扶持的方向。憑著平臺的流量扶持以及“邊看邊買”等功能，甘有琴在視頻平臺上積累了近千萬的粉絲，她也成為了遠近聞名的“帶貨王”，傳統的水果銷售周期要兩個月，她能把這個周期縮短到一周甚至一天，不僅自己脫貧致富，還幫助鄰村解決水果滯銷問題，曾經一晚上就賣出15萬斤滯銷芒果。

作為第一代短視頻電商達人，甘有琴贏得了上下不少贊譽，當上了“全國三八紅旗手”，成為了農村婦女脫貧致富的正能量榜樣。

值得一提的是，甘有琴還在當地農村做了個“巧婦9妹生鮮直播孵化基地”，想要培訓更多的網紅，通過互聯網增收。

甘有琴的成功，可以復制嗎？

直播“帶貨”，可以幫助多少留守婦女？

這幾年在快手抖音等平臺，靠干農活、做手工、賣農產品等走紅的農村視頻博主并不少。不過，“網紅”帶貨模式，是否能夠量產？更重要的是，能否成功地讓更加缺少傳統資本和資源的鄉村婦女脫貧致富？

從硬件和基礎設施來看，當下人人幾乎都擁有智能手機，移動訊號能一路覆蓋到珠穆拉瑪峰大本營。而從軟件看，互聯網“沖浪”也從早年間的小眾圈子，一路擴大到了從五歲小童到八十歲老人都能用微信、刷短視頻。信息通信技術似乎成為改變的關鍵，給千萬個像“九妹”那樣的女性帶去脫貧致富、改變社會地位的希望。

與其它技術不同的一點是，互聯網和技術平臺分發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只要有一個手機就能接收到充足的信息，理論上能夠有效地打破技術壁壘。對于許多女性而言，缺少教育和培訓機會這一點，也可以通過互聯網技術解決——網上的視頻、圖文教程千千萬，無論是在北京上海，還是在廣西農村，你都能上課刷題。

類似這種技術被稱之為“賦能”（empowerment）技術，即不僅能夠為女性帶來資源，還能發動她們自己的意愿，增強自己的能力和動力，充分參與到有價值的生產中，改變自己命運。

然而，有了互聯網，并不等于就乘上了脫貧致富、改變地位的東風。

甘有琴接受采訪時 [1]，曾談到她的過往經歷——她不是一個只懂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她去東莞制衣廠打過工，在商場做過銷售，算是“見過世面”；她能踏準賽道，有專業人士的指點，最開始做鄉土小視頻，是一個“一本影視專業畢業、當過藝人總監”的年輕侄子的主意；她需要克服許多無形的障礙，在她火了之后，村里上下依然對她指指點點，認為拍視頻不是什么女人該做的正經活計。

這些條件，并非每個留守婦女都具備。

再加上短視頻平臺流量的捉摸不定，對什么能火也難以琢磨，積累成“頭部”網紅更是需要趕上“風頭”，有很大運氣成分。直到現在，遠近村里也并沒有再出現第二個“九妹”。

所以，什么樣的技術，如何去大規模地、成體系地運用，才能為農村婦女帶來翻身自主的機會，為婦女們“賦能”呢？

技術如何打破性別枷鎖？

首先，技術的應用必須要打破已有的傳統社會結構。

社會結構決定了婦女本身的社會地位和角色，而這個地位和角色，會大大地限制婦女們獲取技術、使用技術的機會和能力。

比如，上世紀90年代末，孟加拉國最大的通訊商 Grameenphone 曾經設計了一個項目，旨在鼓勵偏遠地區的村民——特別是婦女——通過使用電話和手機等手段，發展創收機會，比如做點兒小買賣、聯系工作機會之類 [2]。當時的物質條件，無法讓每一個婦女手里都有電話或者手機。通訊商的解決方式，是在每個村都招募幾個“電話人”。在當時，有90%的電話人都是在家的女性，她們也被村里稱作“電話女士”（Phone Lady）。電話女士往往是全村為數不多的有電話的人，而她家也成為了全村的電話亭。當然，來打電話的也不止是女性，全村老少都可以使用，電話女士向每一個來用電話的人收取一些費用，從而補貼家用。男性在外勞作，而女性在家操持家務，“電話女士”的這個“職位”，對她們來說也更方便一些。

一位“電話女士”

10年過去了，電話女士項目擴展到了超過5萬個村里，網絡里有了超過30萬“電話女士”。不過，調查發現，雖然電話女士的收入確實提高了不少，但是大部分村里的女性，卻依然沒有很好地使用村頭的電話，更別談通過電話做生意、掙錢了。原因是，在孟加拉國，特別是偏遠地區，女性的家庭地位較低，她們本身“走出家庭”的障礙非常大。即使電話就在村里，她們也很難得到機會使用。很多時候，是否使用電話，都是由家里的男性決定的。甚至一些電話女士的電話，都是由家中的男性所運營；只有三分之一的電話女士表示，她們可以自由支配電話帶來的收入。許多電話女士本人，也不把運營電話當作一項生意，只知道自己手里有這么一個電話而已。

一般女性受落后傳統影響，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想要使用電話的女性還只能往往讓小孩兒去跑腿，把電話拿到自家來。這無疑也為使用技術增添了困難。200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通過村里的電話亭，電話或者手機通訊普及到了60%的農村人口，但這其中只有4%是女性。調查中許多家庭的男性表示，“我妻子不需要電話，她用我的就好了。” [3] 在孟加拉國的農村地區，大約有40%左右的農村家庭，有至少一名男性在海灣地區從事勞工工作。為數不多的女性也只是用村里的電話和在外的丈夫通信，換句話說，依然還是家中的男性在決定著技術的用途。

“電話女士”與來用電話的男性客戶｜ITU

傳統社會的權力結構的確很難打破。對于通信技術如何解決問題，需要更多的“巧思”，以及對于本地文化和社會的洞察。聯合國糧農組織曾經派人去烏干達某地區的村里，向女性普及西紅柿種植技術。只把種子下放下去，顯然是不行的，還需要培訓。而大部分農村女性不識字，也沒法上網，于是收音機成為了為數不多的可行技術之一。不過，收音機的問題也很明顯：一家人往往只有一個收音機，而家里的男人往往掌控著收音機的頻道。于是，當地的社會工作者，挨家挨戶打聽他們家的男人什么時候在家，什么時候出門，把教程廣播的時間，設置在大部分婦女獨自在家的時候，讓她們能通過收音機“上課”。[4]

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通訊技術常常被稱作“橋梁”。然而在很多地方，女性的困境關鍵，不在于點與點之間缺乏“連接”，而是本身處在過于強大的“束縛”關系網中[5]。特別是在偏遠落后地區，這些關系網結構本身，決定了技術在關系網中的普及。對于很多落后地區而言，擁有手機或者任何通訊手段，是一件和社會地位沾邊的事情。根據聯合國婦女署2022年的報告，兩性在使用互聯網上仍有明顯的性別不平等，女性擁有智能手機的可能性比男性低18% ，這使得她們更難接入移動互聯網。如果技術無法打破這些不平等的枷鎖，那么也就無法發揮賦能的潛力。

技術如何讓女性相信“我可以”？

另外一個問題是，技術想要“賦能”，必須要從“自主性”這一點上著力。傳統社會中，女性處于權力結構的底層，在很多事情上處于被動地位，自尊和自主水平都較低。給予女性的資源和技術，需要能夠提升她的自尊水平，從而進一步鼓勵她去獲取信息、使用技術，這樣才能使技術普及走上良性的循環。所以，如何在一開始，用技術去“撬動”她們的自主性，對于女性的技術賦能十分關鍵 [5]。

一個思路是，通過女性自己的更加緊密的組織，去打破傳統家庭的組織結構。

比如，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印度喀拉拉邦，當地政府認識到了技術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們看到了通信技術外加當地富余的勞動力，很可能成為脫貧的關鍵。他們創立了一個扶貧項目，被稱為“Kudumbashree”（意為“家庭致富”），專門針對貧困婦女，“靠婦女通達家庭，靠家庭通達社區”。項目十分草根，方法是組織鄰里的互助小組，進行小規模“創業” [6]。每個小組大概15~40個人。一個小組就是一個小項目，帶頭人和組內婦女們共同決定，如何運用一些扶貧經費或者小微貸款等，共同購置手機電腦等設備，在網上尋找一些可以掙錢的小項目，一開始的規模也很小，從而也規避了大量投入的風險。

在印度，大量本地或海外的科技公司都利用了印度勞力資源的優勢，把各種簡單的技術工作，以外包的形式分發出去，而類似數據輸入、發短信、發郵件等門檻不高的工作，比較適合這些小組的需求。外包的技術工作是遠程、匿名的，這恰好又避免了傳統的種姓制度的負面影響。經過簡單的技術培訓，這些小組的婦女們就可以很快上崗。更加關鍵的是，有了“創業”經歷的這些婦女，又可以自行組織更多的互助小組，經過一系列的傳幫帶，這個項目在短短的幾年之間就有了上百個小項目，幾千名婦女的參與。

女性之間需要互相幫助丨圖蟲創意

盡管存在著困難，例如婦女們依然缺乏市場資源，產業鏈上下游依然對女性持有偏見等等，但這些小“公司”給女性自身帶來了許多幫助。在這些“技術創業”小組中工作過的婦女，都談到了她們的經歷對她們來說是多么重要。學會一門技能，解決一些問題，共同探討生意發展前景等等，都給她們帶來的極大的自信，也獲得了街坊鄰居以及來自家庭成員的尊重。她們也樂于接受自己的新角色，甚至去從事一些以前被視為“男性角色”的工作。

鄰里婦女的自助和互助，一方面打破了傳統的家庭結構，另一方面又大大地增強了女性的自主能力。我們國家的實踐也證明，不管是技術脫貧還是電商致富，“帶頭人”的角色十分重要；女性帶頭人則更能充分從女性的難處和處境去考慮，比如如何解決家務勞動分配不均的問題。她們本身作為榜樣，也能進一步帶動其他婦女打破無償勞動的藩籬，投入到職業生涯中。

不過，目前不管是遍及全國鄉村的淘寶“村小二”，還是做電商致富的“帶頭人”，大部分都是男性，之前提到的甘有琴這樣的女帶頭人，依然是少數。如何發掘廣大農村婦女，特別是留守婦女的潛力，還需要更多女性榜樣的深入工作。

技術“深耕”，有平臺還不夠

有了基礎設施，有了組織，甚至開始掙上錢之后，婦女們還要面對更加深刻的挑戰。

特別是在平臺經濟盛行的當下，掙上錢并不困難，但是如何真正發揮女性的就業和經濟潛力，真正實現賦能，還需要更加深入的實踐。特別是在我們國家，通信技術的通達性可謂是全球領先，平臺經濟也發展得相對完善，基于平臺經濟的“淘寶村”“直播村”也層出不窮。根據阿里研究院與中國就業形態研究中心課題組聯合發布的《數字經濟與中國婦女就業創業研究報告》中指出，在數字貿易、電商、直播等領域，數字經濟已創造5700萬女性就業機會 [7]。

不過，仔細研讀報告之后，不難發現，這些平臺經濟創造出的機會，還是偏低技術、低“價值”的工作，比如支付寶的“人工智能訓練師”中，62.3%為女性；云客服中，72%為女性。所謂人工智能訓練，是通過人工的方式給圖片文字等打標簽，盡管這種工作形式靈活，能夠讓女性兼顧家庭、育兒等傳統角色，但技術含量相對較低，也很難帶來高價值的回報，上升渠道也相對缺乏。淘寶直播和抖音上約有1244萬女性主播，有不少地方還有主播的組織，但收入更為穩定的騎手和出行平臺的司機里面，女性就很少了——餓了么與美團平臺上僅有約18萬女騎手，只占上千萬外賣員中不到2%。出行平臺上約有136萬女司機，占全部500萬網約車司機中不到30%。

打車時很少遇到女性司機｜圖蟲創意

未來技術賦能的重點，不僅僅是要讓女性創造自我價值、創造經濟價值，改變她們在家庭和傳統社會中的地位，還需要讓更多女性參與到技術創新、技術升級中。今年的國際婦女節，聯合國婦女署以“數字包容：創新和技術推動性別平等”為主題，呼吁各方一起打造包容、公平和安全的數字空間。聯合國婦女署的報告還提到，要彌補兩性間的數字鴻溝，需要意識到女性面臨的多重困境——缺時間，缺技能，缺安全培訓，缺金融知識，缺孩子托育服務等等等等……這不僅僅是組建數字平臺、人手一臺手機可以解決的事情。從底層的教育，到中層的組織、培訓，高層的政策支持，缺一不可。[8][9]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讓農村婦女都去當網紅帶貨，就能脫貧致富了嗎？農村婦女們能通過短視頻和購物平臺，當上“網紅”，的確是技術力量的體現。但網紅的成功，偶然性大、不確定性強，也很難復制。網紅背后，對女性就業的支持，女性和女性的傳幫帶，鼓勵更多女性從事更高技術、有上升通道的工作，才是脫貧、賦能、改變女性地位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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