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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法治日報》報道，最近北京家長趙佩之前給孩子報名的藝術培訓機構因資金周轉問題突然停課，她這才反應過來，自己的未消課時費還有1萬余元——這已是近3年來第三次遇見這種情況，總計損失約3萬元。媒體調查發現，在非學科類培訓市場上，價格高昂的大課包仍有銷售，甚至有培訓機構在還有大量家長未消完課時費用的情況下，在各個“老板”之間轉包。

非學科培訓機構的“大課包”曾經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一旦關門“跑路”，家長常常退費無門。為了維護家長合法權益，有效規避風險，近年來相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針對性舉措進行規范。然而，經過多次整頓之后，“大課包”不僅并未銷聲匿跡，甚至依然處于“野蠻生長”狀態，確實有些尷尬。

其實，出現這樣的情況并不意外。培訓機構為了“搶生源”，只要有機會當然會就會大力銷售“大課包”。家長在早晚都要交的心態下，為了“看得見的實惠”，也常常默認乃至“主動”選擇商家的打包促銷手段。既然是雙方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如果監管不到位，就難以有效控制。

作為消費者，家長要理性看待“大課包”。表面上看，“大課包”實現了商家與家長的共贏，其實不然。對于商家而言，讓了一點小利得到的是諸多“大利”，可給消費者卻帶來了不少潛在的風險。如果機構開不下去或者孩子不想學了，就會遭遇退費難。尤其是在“關門大吉”的狀態下，要想督促培訓機構把原先吃進去的又“吐”出來，殊為不易。即便打贏了官司，執行也是一個難題，高額學費打水漂之類的哀嘆，時有聽聞。

因此，家長要清醒意識到這是預付消費，在預付資金沒有納入規范監管的情況下存在風險，預付款越多風險越大。對于所謂的“優惠”要理性看待，切莫一時沖動中了培訓機構的“套路”。報道中就提到，在一個近400人的維權群里，家長自發接龍統計繳納的費用等情況，其中頻現大課包的身影，多名家長一次性繳費金額超過2萬元，有家長實際繳費金額達4.2萬元，如今追悔莫及。

當然，規避“大課包”風險不能只依靠家長保持清醒，監管部門更應該發力，切實落實相關政策。

2021年10月，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國人民銀行等六部門發布《關于加強校外培訓機構預收費監管工作的通知》，要求“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變相收取時間跨度超過3個月或60課時的費用”。2022年12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門印發《關于規范面向中小學生的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意見》，新增了一次性收費不得超過5000元的規定。

按照相關政策，各地要結合實際，采取銀行托管或風險保證金方式，全面實行預收費監管。銀行托管重在改變由培訓機構單方控制預收費資金的狀況，通過將預收費交由第三方即銀行進行監督管理，按照培訓服務提供進度向培訓機構撥付資金，督促培訓機構按合同約定履行義務。采取風險保證金方式的，校外培訓機構應與符合條件的銀行簽訂協議并報教育等主管部門備案，開立風險保證金專用賬戶，存入規定金額的保證金作為其履行培訓服務承諾和退費的資金保證。

無論是哪種方式，都將有效改變學員和家長在培訓服務中的弱勢地位，保障其合法權益。萬一因故關門，培訓機構留在銀行里的錢也可以用作退費的資金保證。“退費難”和“卷錢跑路”兩個老大難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令人遺憾的是，由于諸多原因，這些規定在現實中卻未能很好落地。

有鑒于此，專家呼吁應當明確相關主體的監管責任，建立以教育部門為主導的多部門聯動協同執法的體制機制，特別注意發揮市場監管部門和金融管理部門的作用，加大對違法收費行為進行查處的頻度密度，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強制使用全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與服務綜合平臺進行收費。只要構建起完善的日常監管執法機制，何愁“大課包”痼疾不能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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